新華社貴陽6月5日電（記者段羨菊 王新明 崔曉強）在烏蒙山里的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鍋圈巖鄉，記者見到了近年采訪所見過“最厚重”的一個“筆記本”，A4紙長寬，厚厚一本，掂在手里沉甸甸，像磚頭般重。本子的主人，是鄉黨委書記陳毅。“筆記本”的內容，主要是打印裝訂的貧困戶信息。陳毅翻開目錄介紹：“全鄉17個村剩余405戶未脫貧的家庭情況，每家每戶，都在上面。” 記者隨便翻開一頁，上面記載土補村一戶的情況：家里4口人，其中有2名在校學生，男主人外出打工，女主人在家務農。“一達標兩不愁三保障”等扶貧信息一目了然，包括2019年務工收入多少，享受低保情況如何，合作社入股分紅了多少錢，飲水供水方式是什么。 “過去我們鄉有些幫扶干部作風不實，對貧困群眾用心不夠。去年我們改進作風，嚴格對照脫貧標準，自我排查出大小問題6000多個，逐一解決。”陳毅說，對于“筆記本”，他每天起床后、睡覺前都會看，下鄉也隨身攜帶，做到心中有數。 在貴州山鄉一線采訪扶貧干部時，記者注意觀察他們的“裝備”。“民情日記”最常見。在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新發鄉松發村駐村扶貧的第一書記李大奎，已經記滿8本“民情日記”。他是畢節市政府下派的干部，之前已帶領兩個深度貧困村脫貧出列。“這家喂的兩頭牛情況怎么樣了，那家孩子讀大一4500元錢補助得到沒有……”李大奎說，有什么事就隨時記在“民情日記”上。 貴州山多地少、土地破碎，人地矛盾突出，光靠種植玉米、土豆等傳統作物，脫貧難度很大。近年，貴州推進“農村產業革命”，調減低效作物種植。可是，在基層的農技人員畢竟有限，一些扶貧干部便努力自學，希望成為“土專家”。 在威寧縣新發鄉阿嘎村第一書記葉世發的床頭，摞著一沓農業書籍。“村里種了260畝佛手瓜、600畝蓮花白，還發展養蜂產業。”葉世發坦言，自己如果是“門外漢”，就沒辦法去幫助老百姓，所以自費買了這些書。“爭取從‘小學生’變成行家里手。”以村為家的葉世發指著《實用養蜂技術》，說得很自信。 在“地無三尺平”的貴州開展扶貧工作，也是一趟丈量山河的旅程，腳步的尺度太小，難以跨越大山大河。拿起鋁制水壺，銅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官舟鎮紅星村第一書記侯元軍鉆進皮卡車，轟隆隆點火發動，下組查看產業發展情況。他說，這輛皮卡車是他花了兩萬塊錢買的二手車。“駐村幫扶沒有車實在不方便。”紅星村村民田東芬很感謝侯元軍經常“私車公用”：“他這個人隨叫隨到，我們收紅薯、收稻子的時候，他都拿自己的車幫我們運。” 去年四月，黔東南州劍河縣南哨鎮翁座村的扶貧干部也買了輛二手車。與侯元軍不同的是，這輛車的所有權歸屬于6個人——他們每人花費5100元，“眾籌”購得了這輛7座越野車。從縣城到翁座村，不僅要盤旋翻越多座大山，還要從臨近的黎平縣借道，開車就得五個半小時，沒有車，確實難以開展工作。“我們一拍即合，湊錢也得買！”扶貧干部楊鳳林說。 還有一些“裝備”輕巧、實用，比如喇叭。“人窮志不短，脫貧不扶懶……”走進六盤水市水城縣果布戛鄉大寨村，只見駐村干部龔文克臂掛紅袖標，手舉喇叭走村串戶。“我們把政策編成順口溜，引導貧困戶自力更生。” 由于脫貧攻堅帶動農村條件好轉，一些扶貧“裝備”也逐步退出。在深山里的黔南州長順縣敦操鄉，過去很多村組未通公路。鄉干部基本都自備背篼，進村工作時，順便給村民背來生活物資，背走要銷售的農產品，被山里的村民稱為“背篼干部”。如今，隨著村村通水泥路，物流方便，背篼不再是當地干部的“標配”，而是變為教育激勵干部服務百姓的載體。在威寧縣石門鄉團結村村支書胡鈞溥的宿舍，門后放著干凈的雨鞋。他說，隨著全村6個組全都通了硬化路，雨鞋都快成了“過去式”。 在沿河縣后坪鄉，駐村干部田鎂鎂揮起鐮刀將竹子一劈為二，和同事們一起加工竹籬，美化鄉村。他們都身挎印有“人民公仆”字樣的挎包。后坪鄉黨委書記張鵬介紹，挎包是2018年7月鄉里給扶貧干部發放的，里面有一本“民情日記”、一把雨傘和一只手電筒。“我們給每位干部都配備了‘人民公仆’包，不光有很強的實用性，也時時提醒我們心系百姓。” 貴州脫貧一線見到的扶貧“裝備”，是基層干部開展脫貧攻堅時的“幫手”，是折射他們作風的一面鏡子，也是脫貧攻堅的見證。（參與采寫：駱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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