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這是一間特殊的教室，既不在學校里，也沒有專業教師。四個傈僳族的孩子小的8歲，大的10歲，已經是學齡兒童，但都沒有去學校上學。

高黎貢山腳下，怒江大峽谷末端，樓群嶄新處是云南省保山市隆陽區潞江鎮叢崗村。2017年12月，67戶445位傈僳族同胞被安置到這里。過去，他們世代與森林相伴，在高黎貢山上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如今，他們住進了舒適的新居，用上了家用電器，過上了新的生活。

“兩不愁三保障”，搬到叢崗村的這些傈僳族同胞，不再為吃穿問題發愁，住房安全和基本醫療保障也沒的說。唯一犯難的，就是個別人家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村里不是沒有正規學校。這所漂亮的叢崗小學，就是專門為搬遷移民而建，用漢語、傈僳語雙語教學，既要教學生慢慢學會普通話，還要教傈僳族學生看懂會寫本民族文字。

擺脫貧困，并不僅僅需要物質生活的改善，也需要精神世界的豐富。一個沒有文化的人，注定不能拔掉窮根，改變命運。

讓下一代受教育， 就是為了斬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叢崗村四個不愿意進學校的孩子，成為全村人的心病。為了這四個怕見生人的孩子，村里不得不另辟一間教室，讓他們有一個熟悉適應的過程。這事兒看似不大，但意義不小。

叢崗小學和學生的家之間只有一墻之隔，但村里和學校決定針對所有學生實行住宿制。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融入讀書學習的環境，在義務教育階段不落后于別處的孩子。

脫貧攻堅越到最后，遇到的情況往往也越特殊，解決起來的難度也越大。這就更需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不能讓孩子因為遠離知識而無力，不能讓成年人因為缺乏技能而無助，不能讓老年人因為缺乏保障而無奈。精準扶貧必須讓每一個人都有改變命運的機會。

臥床不起的這位老人今年84歲，患前列腺增生，兩年多來，小便只能靠插導尿管解決，每隔十天就需要更換一次。

山西省臨汾市大寧縣徐家垛鄉樂堂村，全村140多戶人家散落在長達10公里的黃河東岸的黃土高坡上，溝壑縱橫，土地貧瘠，2014年建檔立卡時，貧困發生率為83.27%。村里的青壯勞動力都外出務工，留在村里的除了婦女兒童，就是體弱多病的老人。這個村的貧困問題，很大的原因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疾病常常與貧困如影相隨。貧困戶張立山老人因為發高燒陷入了昏迷，村醫賀星龍來到他家時，家里人已經為他準備好了壽衣，賀星龍診斷，他是得了肺炎。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對于樂堂這樣的貧困村，脫貧攻堅不僅要補經濟發展的短板，還要補齊社會發展的短板。如果農民的基本醫療都得不到保障，脫貧就是一句空話。

村醫賀星龍的村衛生室，成為周圍村民健康的庇護所。賀星龍就是樂堂村人，上過衛校，他衛校畢業后堅持回鄉當村醫。

過去周邊8個行政村，只有賀星龍一位受過專業教育的鄉村醫生，他走遍了這里的家家戶戶。因為村里有了衛生室，這些貧困村的基本醫療也有了起碼的保障。

隨著脫貧攻堅進程的迅速推進，賀星龍明顯感到了他這個貧困村基本醫療保障的變化。現在，鄉親們人手一張醫保卡，到賀星龍的診所看病，直接刷卡領藥，再也不用賒賬了。

張立山老人是2014年的建檔立卡貧困戶，致貧原因是因病，老人患有氣管炎、肺氣腫等老年疾病，兒媳患有銀屑病，原來家庭年收入不到10000元，基本都用于醫療費，疾病耗光了家里的所有收入。現在全家一年自己承擔的醫療費用不超過3000元，省下的錢可以用來改善生活了，人均年收入從之前的不到2000元增加到現在的6595元。

剛剛脫貧摘帽的大寧縣，曾是深度貧困縣，但縣里還是給每個村都配備了標準化的衛生室。心電圖設備、健康一體機、血壓儀，遠程會診的設備一應俱全，賀星龍的村衛生室鳥槍換炮。藥品由鄉鎮衛生院零差價提供，賀星龍再也不用自己花錢去縣城買藥了，每年還能領到一萬兩千多元的公共衛生補助。衛生室雖然在村里，但也不缺大醫生，通過醫聯體，既能遠程診斷，也能為村民聯系大醫院。

2019年大寧縣招聘了42名村醫，保證了全縣84個行政村都有合格的村醫。8個行政村只有一個受過專業教育的村醫的歷史，永遠地翻篇了。

像大寧縣一樣，很多地方的“三保障”問題基本解決了。但穩定住、鞏固好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一些地方，有的孩子反復失學輟學，不少鄉村醫療服務水平低，一些農村危房改造質量不高。剩余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老年人、患病者、殘疾人的比例達到45.7%。這些，都成為當下脫貧攻堅戰中要攻克的堡壘，都在考驗著人們久久為功的恒心。

貴州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的省份。2014年末，全省貧困人口623萬，數量居全國第一。根據“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的“五個一批”脫貧措施，從2016年開始，貴州進行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易地搬遷。一批接一批居住在貧瘠大山里1萬多個村寨的農民，揣著他們的土地使用權證，攜家帶口搬入城鎮，成為有土地的城里人。推動這次大搬遷的，是有組織的國家力量。

離開貧困山區，住進城市新居，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這也僅僅是開端。不但要搬得出，更重要的是穩得住、有就業、逐步能致富，而這就是脫貧攻堅的持續任務。

徐明霞以前在外地打工時，學了一手裁縫手藝。3年前，貧困的婆婆家享受易地搬遷，搬進了惠水縣城。徐明霞回到惠水，還在一家扶貧車間當上了主管。

惠水縣先后建成8個扶貧車間，以加工業為主。通過培訓就可以快速上崗，吸引了很多貧困家庭的留守婦女。現在，跟著徐明霞學裁縫手藝的鄉親越來越多。

僅用三年時間，貴州全省完成易地扶貧搬遷188萬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有150萬人，95%的搬遷群眾實現城鎮化安置。惠水安置了易地扶貧搬遷群眾17000多人。

2019年，惠水縣整體脫貧。搬遷安置社區中，已沒有一個貧困戶。脫貧后的搬遷群眾，對醫療、教育條件的改善更加關注，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脫貧攻堅持續的任務。

惠水縣搬遷社區醫院，對搬遷來的老人推行定期免費體檢，還要逐步為他們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對有慢性病的重點人群，開展一對一的健康管理上門服務。

惠水縣投資1.2億元建成了搬遷安置小學，選派了一批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對搬遷群眾子女進行單獨的學業和心理輔導。

從深山走進城鎮，是一次命運的轉變。面對新的生活，這些從大山走出來的移民，也在適應，也在學習。

惠水縣城，曾經是貧困農民的他鄉，現在是他們的故鄉。曾經生活過的大山，還在心里，留住鄉愁；能夠扎根的城市，帶來希望。

短短的幾年，全國有960多萬貧困人口挪離了“窮窩”，中西部還同步搬遷了500萬非貧困人口。這，已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規模。

2020年春節前，彭長良買了新車，這是井岡山神山村54戶村民中的第39輛。村里村外都是硬化路，車子徑直開進村，開到家門前，這種便利村民習以為常，早就不新鮮了。這一番景象，過去神山村最大膽的人也不敢想象。

神山村所在的井岡山區，是中國革命的圣地。但是，這片為中國的革命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和犧牲的熱土，卻一直沒有徹底改變貧困的面貌。2015年，村里建檔立卡貧困戶有21戶，貧困發生率22%。

面對神山村的實際情況，精準扶貧，指明了方向。從神山村出發，20公里半徑內，分布著黃洋界、茅坪八角樓等紅色革命遺址。這是神山村獨特的資源優勢。

要想富，先修路。從2016年開始，政府投資拓寬了進村道路，車道從3米5拓寬到6米，旅游大巴可以暢通無阻，神山村走上了旅游興村路。路寬了，人來了，貧困戶的機會在哪呢？

賴發新之前外出打過工，樂于和生人打交道，普通話也不錯。村干部量身定制培訓他，讓他做了講解員。

紅色旅游帶動了村里農家樂生意。貧困戶彭夏英夫婦開辦了村里第一家夫妻店。他們都曾經在陡峭的山路上摔傷過，干不了重活，沒法出遠門務工，村子扶持他們干農家樂，足不出戶就有收入。對他們來說，這樣的扶貧方式，實在是精準。

2017年2月26日，井岡山在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中，率先宣布脫貧，成為我國貧困退出機制建立后首批脫貧摘帽的貧困縣市。但是，對于井岡山來說，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

現在，神山村的農家樂已經開到第16家，這個村子，已經走出脫貧路，正穩穩地踏上致富路。

脫貧之后的神山村干部群眾，沒有感到任何的輕松。干部們要對那些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以及因其它原因收入驟減或支出驟增戶加強監測，提前采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避免等他們返貧了再補救。同時，他們要把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曾經貧困的山區對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那么很自然，所有工作的標準就要提高。

村民賴福山要建新房，村里就引導他一開始就做好民宿的設計，打造神山村第一家標準化民宿。

彭德良是村里第一家賣神山茶的貧困戶，隨著收入增加，日子越過越好。這是很有號召力的榜樣，不用做工作，彭家外出打工的老大老二也回來了，分別做起了農家樂和蜂蜜買賣。

脫貧之后，對神山村的脫貧政策措施沒有急剎車，駐村工作隊也沒有撤。在這期間，一百多位外出務工的神山人回鄉創業。他們曾經離開家鄉，只因為家鄉的土地不養人；他們現在返回故土，只因為故土生活蒸蒸日上。

2019年的最后幾天，由于訂單交付的時間臨近，李耀梅每天都要加班。深夜里，一邊扎掃帚，一邊網絡直播。

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大河鄉龍源村，是自治區十二五期間建設的生態移民村，這里基礎設施薄弱，除了最原始的耕種和畜牧，沒有什么現代產業，被列入深度貧困村。

李耀梅搬到這里之前住在寧夏南部山區，她35歲得了癌癥，為治病借了9萬元錢，丈夫與她離了婚，李耀梅與11歲的女兒相依為命。幸運的是她的癌癥后來康復了，但2015年，她又因為躲避車輛摔進了深溝。

李耀梅前后動了兩次大手術，一條命總算是撿了回來，但為此又借了21萬元的外債。

2014年，李耀梅被列為建檔立卡貧困戶，鄉里為她和女兒發放了低保。但這只是一種兜底保障，還不能讓她擺脫貧困。李耀梅沒有讀過書，沒什么技能，但她會一樣手藝，那就是扎掃帚。當地盛產芨芨草和高粱，這是做掃帚的最好原料。在窮困潦倒多年后，李耀梅終于找到了一條自食其力的路，扎掃帚。

李耀梅的生意很簡單，掃帚耐用，價格厚道，一來二去，有了口碑，攢了回頭客，她也成為了當地有名的掃帚大王。

眼看著銷路越來越好，李耀梅萌生了擴大生產規模的想法，但苦于沒有資金，令她一籌莫展。

做大掃帚生意，光靠會扎掃帚是不行的。李耀梅趕上了好時候，既有自己不必承擔利息的貼息貸款，又有最新的土地流轉政策。她靠貸款流轉承包了鄰村的40畝荒地，加上本村的20畝，種了60畝高粱。這樣一來，羊有了飼料，掃帚有了原料，高粱本身還能賣給釀酒商。

起初，李耀梅就是靠自己一雙手扎掃帚，后來扶貧小組用扶貧資金幫她建了一個簡易的扶貧車間，享受很多優惠政策。2019年1月，李耀梅聯合村里的6名貧困戶，開始了規模化生產，成立了合作社。她自己剛剛過得好一點，就可以幫助他人了。

李耀梅讓女兒教她直播，本來是為了夜里干活兒的時候有人聊天解悶，沒想到無意之中也搭上了“互聯網＋”，有人在直播平臺跟她訂笤帚，最大的一單生意竟有30000元錢。這么一來，她直播更起勁了。

2019年3月，李耀梅還清了最后一筆欠款。

但是2019年9月1日，在村里召開的一個扶貧會上，李耀梅突然走上了講臺，作出了讓很多人出乎意料的表態。

李耀梅只是剛剛還完債，還沒有多少存款，干的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她卻主動脫貧，放棄唾手可得的各種補貼和各種優惠，這是在場的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一個殘疾婦女，沒有認命低頭，靠著自己的雙手，努力從人生低谷爬上來。脫貧攻堅貴在立志。只要有志氣、有信心、有奮斗，就沒有邁不過去的坎。李耀梅懂這話的意思，與她一起已經擺脫貧困的9300多萬人也懂，正走在最后脫貧攻堅路上的550多萬人更懂。脫貧攻堅，是全黨的事，是全中國的事，更是身處貧困之中的人們自己的事。

2020年1月14日，南寧市扶貧辦主任劉宗曉帶領市級工作隊前往馬山縣，開展脫貧攻堅回頭看工作。回頭看就是要進村入戶發現問題，解決問題。2019年南寧市的脫貧攻堅成效不錯，馬山等3個國家級貧困縣摘帽。當下的工作重點和難點，就是鞏固成果，防止脫貧戶返貧，同時在2020年讓全市剩余的近19000貧困人口脫貧。

馬山縣是南寧市唯一的深度貧困縣，山多地少、耕地零散、水土奇缺。惡劣的自然條件是馬山人民貧困的重要原因，現在馬山縣雖然脫貧摘帽，但基礎仍很脆弱。這并非個例。在全國已脫貧的地區和人口中，有的產業基礎比較薄弱，有的產業項目同質化嚴重，有的就業不夠穩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據各地初步摸底，已脫貧人口中有近200萬人存在返貧風險，邊緣人口中還有近300萬存在致貧風險。鞏固剛剛取得的脫貧成果，這就是2020年馬山縣難啃的硬骨頭。

春節馬上要到了，扶貧隊員給重點關注的蒙德業家送來了春聯。蒙德業夫婦2015年被識別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后來外出務工靠著自己的努力脫了貧。2017年，藍惠相患重病，為了照顧妻子，蒙德業無法外出務工，使得這個家庭再次陷入貧困。

幸好，扶貧政策再次關照了這戶人家。通過辦理門診慢性病卡，蒙德業的妻子到定點醫療機構拿藥將可以享受到醫保支付范圍報銷比例80%以上。同時夫妻倆參與扶貧項目，種桑養蠶、入股村民合作社，逐漸渡過難關。2019年底，蒙德業一家又一次脫貧。

為了脫貧攻堅的成果能夠更加牢固，為了降低返貧的風險，為了讓留守鄉村的人可以就近就地就業，馬山縣幾乎村村建立了扶貧車間。這些扶貧車間特意選擇了簡單的加工業項目，讓各個年齡段的人都可以簡易上手賺錢，讓曾經的貧困鄉親習慣新工作，愛上新工作，有了收入，有了奔頭，脫貧就在家門前。

如今，馬山縣已摘掉了貧困的帽子，但摘帽并不是脫貧攻堅的終點。既要建立長效的防止返貧監測機制，同時摘帽不摘責任、不摘政策、不摘幫扶、不摘監管。所有人都不能停頓、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脫貧攻堅，一項對中華民族、對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一場艱苦卓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之攻堅克難的硬仗！現在，目標接近完成，勝利已經在望。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脫貧攻堅戰不是輕輕松松一沖鋒就能打贏的，從決定性成就到全面勝利，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依然艱巨，決不能松勁懈怠。在最后的沖刺階段，更需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以更大決心、更強力度推進脫貧攻堅，確保取得最后勝利。

據監測，截至2020年5月，容易返貧和容易致貧的邊緣人口今年增加了38萬人，他們將和去年發現的數百萬人一道，納入監測和幫扶機制，以確保脫貧成效具有持續性。

同時，國務院扶貧辦還要求各地全面梳理脫貧攻堅收官之年容易發生返貧致貧的風險點，實行動態管理。對于符合條件的因為自然災害、疫情、疾病、殘疾等原因返貧致貧人口及時錄入監測系統，采取針對性措施進行幫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