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資料圖片）

編者按：北京香山萬安公墓的李大釗烈士陵園有一塊墓碑，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寫的碑文，碑文寫道：李大釗同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無限忠誠。他為在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范。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在李大釗誕辰132周年之際，我們通過回顧其革命生涯，緬懷、紀念這位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青年時代，面對多災多難的祖國，李大釗表現出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1913年，他東渡日本，就讀于東京早稻田大學，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回國后，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宣傳民主、科學精神，抨擊舊禮教、舊道德，向封建頑固勢力展開猛烈斗爭。他和戰友們改造舊中國的決心和激情，有力激發了當時中國青年的蓬勃朝氣和進取精神。

同當時中國許多先進分子一樣，李大釗曾一度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但是，他在實踐中感到，西方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所宣傳的理性王國，并不能保證正義、平等、人權的實現，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更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他堅信資本主義方案在中國行不通。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備受鼓舞，接受了他認為真正能夠拯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并開始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他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他指出，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李大釗預言：“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以敏銳的眼光，深刻認識到這場革命將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也從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和中國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在宣傳十月革命的過程中，李大釗的覺悟迅速提高，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李大釗熱情投入并參與領導了五四運動。在運動中和運動后，他更加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當時的思想界產生重要影響。這篇文章長達2.6萬多字，充分肯定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地位，稱其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該文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分即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并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中國最早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著作，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李大釗率先在中國介紹、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初中國的播火者。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何其艱難，但他以開拓者的無畏姿態，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真理，并積極付諸行動。正是李大釗等一批革命家的艱辛努力，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使大批先進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并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密切結合，使中國工人階級發展成為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階級。這一切，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和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南陳北李 相約建黨

1920年初，陳獨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漢進行演講，因發表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演講而引起湖北軍閥當局的驅逐。因此，當陳獨秀回到北京時，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師警察廳準備再次逮捕陳獨秀。李大釗獲悉此消息后，為陳獨秀安全考慮計，在征得其同意后，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出京。此時，恰逢北方收賬時節，于是，李大釗雇了一輛騾車，裝扮為收賬先生，讓陳獨秀坐在車內。為了避免暴露陳獨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也就在這輛雇來去天津的騾車上，陳獨秀與李大釗“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這就是后來傳為美談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領導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5月，陳獨秀領導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成立之前關于黨的名稱問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同意。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京共產黨組織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共產黨小組”。在各地黨的組織先后成立后，國內外已經有了8個黨的早期組織，共50余名黨員。于是，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成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就成為必然要求。在陳獨秀、李大釗的領導和關注下，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誕生。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陳獨秀便擔負起了中共中央局書記領導全國黨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釗則負責指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領導下，實現了與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國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五卅運動獲得勝利，給予英日等帝國主義以有力打擊。

執行中央決定 力促國共合作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李大釗代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積極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先后發動了開灤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等著名斗爭。

這一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中國，李大釗十分尊重他。當馬林提出國共合作時，李大釗最初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細傾聽了馬林的見解，虛心接受。馬林后經李大釗介紹，由張太雷陪同去桂林會見了孫中山。1922年8月，在專門討論國共合作的西湖特別會議上，新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二屆中央委員的李大釗積極贊同與國民黨結成革命的聯合戰線，是最早站出來支持馬林的一個。他指出：中國國民黨“抱民主主義的理想，十余年來與惡勢力奮斗……從今以后我們要扶助他們，再不可取旁觀的態度”。

為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李大釗多次代表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會談，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五跨長江、三赴上海、兩下廣州，為促進國共兩黨的合作奔波忙碌。

1922年8月20日，李大釗受黨的委托，在林伯渠陪同下，與避居上海的孫中山會晤，商談“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說明中共關于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兩人暢談國內國際形勢、政治建設、中國問題癥結等。宋慶齡曾回憶：“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

李大釗與孫中山坦誠相見。李大釗直率地向孫中山說明，他是第三國際的黨員。孫中山毫不介意，說道：“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此后，由孫中山親自作為介紹人，李大釗成為第一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孫中山主持會議，李大釗、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共產黨人出席大會。有“跨黨”身份的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5個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并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國共統一戰線建立后，李大釗負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北京執行部的工作，成為北方國共兩黨黨組織的領導核心。由于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加入，國民黨內呈現出一片新氣象。

在國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釗全力開展革命斗爭，引起反動當局的仇視。北洋軍閥政府以“鼓動罷工”“宣傳赤化”為名通緝李大釗，隨即派出便衣警察到李大釗家進行逮捕。有多年斗爭經驗的李大釗十分機警，被迫剃掉胡子，再次裝扮成商人，就在警察搜捕的當天早些時候，帶著兒子離開北京……

英雄從容就義

頭發剃去，雙目直視，表情平和，滿是皺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掛著又黑又粗的鐵鏈。

1927年4月28日下午2時，李大釗從容走向絞刑架。

1926年4月，張作霖的奉系軍閥控制了北京，隨后成立安國軍政府后，開始通緝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李大釗本有機會離開北京，但他為了革命工作，依然在蘇聯駐北京東交民巷的大使館軍營內堅持工作。一年后的4月6日，奉系軍閥在帝國主義默許和支持下，指揮京師警察廳出動300多名軍警闖入蘇聯大使館軍營內，抓捕了李大釗及其家人，同時被捕的共60余人。

李大釗被捕之后，敵人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但他始終堅貞不屈，嚴守了黨的機密，并在獄中寫下了著名的《獄中自述》。這篇約二千七百字的文章，是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的歷史見證，也是一曲無產階級的正氣歌。

1927年4月28日，特別軍事法庭以所謂的“妄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實犯刑律之內亂罪及陸軍刑事條例之叛亂罪”判處李大釗死刑，并立即執行。

當日下午2時，李大釗等20人被押往司法部街后面的刑場執行死刑。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刑臺，他步履從容，神色自若。當指揮行刑官詢問李大釗對家屬有何遺囑時，李大釗鎮定地說：“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分也，何函為？”說完，他將頭伸進了絞環，高呼“為主義而犧牲”，從容就義。之后范鴻劼、楊景山、路友于、張挹蘭等19人相繼遇害。

李大釗犧牲后，其尸骨被反動警方用一口薄皮棺材裝殮后，暫時寄放在宣武門外北頭路西土地廟下斜街長椿寺內，并由警察看守。

當天晚上，和李大釗一起被捕的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和女兒李星華、李炎華被釋放。她們回到了曾經租住的灰廠豁子內朝陽里的家中。此時，她們并不知道李大釗已經遇害。

4月29日早晨，李大釗的舅舅上街買報紙才知道李大釗遇害的消息，他哭著回到家中將這一噩耗告訴了趙紉蘭。

當時，李大釗的大女兒星華僅15歲，次女炎華7歲，次子光華只有4歲，小兒子欣華只有幾個月大。

聞此噩耗，趙紉蘭“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加劇，以致臥床不走。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李大釗犧牲后，《晨報》《京報》《東方時報》對其家中生活慘狀予以關注，就連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配合侵略中國所主辦的報紙《順天時報》都撰文說，“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李宅室中“空無家俱，即有亦甚破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