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是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梁。一個個展區、一件件藏品，見證歷史、以史鑒今、啟迪后人。專題博物館近年來受到觀眾熱捧，成為打卡新潮流。這些博物館，記錄了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的文明成果，展現了黨領導人民團結奮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成就和榮光。

——編 者

水光瀲滟，草木蔥蘢。從浙江杭州西子湖畔步行，進入玉皇山路，四周的喧鬧漸漸沉靜，大約1公里后，中國絲綢博物館在叢林掩映中出現。1992年正式對外開放的中國絲綢博物館，是國際上最大的集收藏、研究、傳承、展示于一體的紡織服飾類專題博物館。走進博物館，絲路館、非遺館、修復展示館、時裝館等建筑，移步換景，別具一格。

獨有的魅力、絢麗的色彩、濃郁的文化內涵，起源于中國的絲綢，為中華文明譜寫燦爛篇章，成為文化強國建設的動人符號。

7厘米絲線講述數千年絲綢歷史

顏色發黑、絲絲交錯，進入絲路館，一團小小的絲線，格外引人注目。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浙江理工大學浙江省絲綢與時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季曉芬說，這是考古工作者于2005年對錢山漾遺址進行第三次發掘時出土的絲線，“這團長約7厘米的絲線，是迄今為止在長江流域發現最早的絲綢產品，說明距今4400—4200年的長江流域已有養蠶、繅絲、織綢技術。”

中國是世界絲綢的發源地，以發明植桑養蠶、繅絲織綢技術聞名于世，被稱為“絲國”。

近代以來的考古發掘證明，早在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黃河和長江流域地區的先民們經過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摸索，已經完成從馴化野蠶到繅絲織綢的歷史進程，建立起原始蠶桑絲綢業。

回顧絲綢傳播發展的重要階段，都離不開技術的進步。展廳內，出土于四川成都金牛區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西漢提花機模型，成為絲綢技術變革的物證。“老官山漢墓除了出土一批織機模型，還有15件彩繪木俑，從身姿和銘文推測可能是對漢代蜀錦紡織工場中織工的模擬再現。這批提花機模型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唯一有出土地點、完整的漢代織機模型，填補了世界紡織史空白，對研究中國乃至世界絲綢紡織技術起源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季曉芬說，戰國秦漢時期，中國的絲綢生產日益普及，產區擴大，特別是絲織技術得到較大發展，出現了用腳控制織機開口的踏板織機和以專門程序來控制經線提升規律的提花機，形成了中國絲綢的古典技術體系。

絲綢之路的開辟，無疑對絲綢發展有著歷史性的意義。

一件經向長52厘米、緯向寬51厘米的紅地翼馬紋錦，在展廳顯著位置展出。圖案殘存3排翼馬，每匹馬高約19厘米、寬約15厘米。中間一排3匹馬右行，上排兩匹和下排3匹均為左行。“馬的造型是典型的薩珊波斯風格。”國際絲綢聯盟秘書長、浙江理工大學浙江省絲綢與時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啟正說，北朝晚期到初唐時期出現的翼馬紋樣，原型是希臘神話中的飛馬。從地中海、中亞再到中國的新疆、青海、甘肅等西北地區，都出土過不少翼馬織錦實物，說明它在絲綢之路上廣泛傳播。

通肩袈裟、飛天長裙、密集衣紋……展廳復原的敦煌第322窟，讓觀眾仿佛身臨其境，感受絲綢的交融之美。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館員徐崢介紹，隋唐絲綢無論是在生產技術還是藝術風采上，都呈現出一種與以前不同的中西合璧風格。20世紀60至90年代，莫高窟文物成批次陸續出土，其中不乏大量精美的絲織品。

絲綢的歷史還在繼續，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的一件素羅單衣，成為宋代絲綢變革的見證。這件宋代青年女子常用的服裝，以素羅織物制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前門襟中部綴了一粒紐扣，這也是目前發現我國最早的紐扣實物之一。季曉芬說，宋元實施“農商并重”和開放的海洋政策，促使絲綢流通特別是海外貿易更普遍、頻繁，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路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途徑。

明清時期，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大量精美的中國絲綢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直接輸往歐洲、美洲，并成為18世紀歐洲“中國熱”的重要因素之一。紫地緙絲龍袍、大紅綢地盤金彩繡八團龍女袍、黃緞繡云龍朝袍……展廳內琳瑯滿目、做工精致的清代服飾，成為明清絲綢發展的見證。

中國絲綢業形成機械化技術體系

煙柳垂堤、波光閃動，以桑蠶絲為經線，以人造絲為緯線，經緯交錯間呈現煙雨朦朧的西湖。這幅西湖意匠圖，將傳統提花工藝與杭州風景相結合，成為近現代絲織技術一大創新的印證。

展板圖文并茂地展示了浙江、江蘇、上海的蠶種改良實踐。清末到20世紀20年代后期，通過蠶種改良，引進新式教育、新型織機，應用人工原料和西方印染工藝，中國絲綢業逐步完成近代化進程，環太湖地區形成了一個與傳統手工體系截然不同的機械化技術體系。

去掉傳統旗袍不合理的舊式設計，采用西式服裝設計理念，袍身上植物花卉、建筑風景、幾何圖形，爭奇斗艷。展廳內，一件件民國時期的旗袍，讓觀眾領略民國絲綢煥然一新的染織藝術風格。徐崢說，20世紀20、30年代，風格獨特的改良旗袍，留下了民國傳統紋樣的廣泛使用和西式圖案風行的印記。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絲綢業在桑品種、繅絲、絲織、印染整理、生產管理、工藝設備等方面發生重大變化，絲綢成為國家重要外貿創匯產品，自20世紀70年代起幾乎主導了全世界絲綢產業鏈的前端。中國絲綢也被更多地應用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走向更為廣闊的天地。

展廳內，一段呈螺旋形的管狀織物，引發了人們的好奇。季曉芬介紹，這是一段紡織人造血管，當人體血管有病變或創傷時，可用相應口徑的人造血管接上，以挽救病人生命。“1974年蘇州絲織試樣廠與上海胸科醫院合作，1979年成功研制機織滌綸毛絨人造血管并用于臨床，效果良好。該發明獲第十四屆日內瓦國際發明金質獎。”

刻畫入微、層次豐富、墨潤清晰，用絲線精準勾勒富春山秀麗景色，不僅再現名畫的筆墨神韻，更使離散數百年的傳世佳作在中華織錦的演繹下實現了完璧重圓。展廳內，彩色數碼織錦長卷——《富春山居圖》呈現在觀眾面前，成為當代絲綢技術發展的代表。

20世紀90年代以后，電子提花機與電腦輔助紋樣設計系統的普及應用，極大提高絲織像景的設計自由度。數碼仿真彩色絲織技術突破一種顏色代表一個組織的傳統理念，假如采用紅、黃、藍、黑、白5種絲線交織，理論上可產生4500種色彩關系，從而賦予傳統絲織畫全新姿態。此技術于2003年榮獲國家技術發明獎。

改革開放后，中國絲綢業發展迅猛，20世紀80年代末在國際市場絲綢熱背景下步入黃金時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跨入自動化電子信息時代。20世紀末通過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實施“東桑西移”“調結構，創品牌，促升級”等措施，中國絲綢走出低谷，傳統絲綢融入當代時尚設計元素，重放異彩。

講好中國絲綢和絲綢之路故事

李啟正說，自嫘祖始教民育蠶、繅絲制衣之時起，絲綢便成為中華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組成部分。及至漢唐，絲綢之路貫通東西，綿亙萬里。中國的絲綢制品，憑借其優雅、柔和、飄逸的高貴屬性和巧奪天工、精美絕倫的獨特美感，風靡東西，馳名宇內，對人類歷史和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013年，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正式提出。古老的絲綢之路，展開新的畫卷。

李啟正說，在絲綢文明和文化的引領下，絲綢產業也再次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東桑西移”成功實施，蠶桑絲綢業成為當時廣西、四川、云南等地脫貧攻堅大力發展的重點產業；第一個絲綢國際標準由中國牽頭制定并實施；“家蠶絲腺生物反應器”“絲綢雙面數碼印花”“醫用蠶絲材料”等絲綢創新科技和延伸產業不斷涌現。

以中國絲綢為主體的中國服裝，既立足于本土，又結合國際流行潮流，逐漸由民族化走向國際化。中國絲綢博物館的時裝館，詮釋了中國霓裳的發展。展廳內，一款款中國設計師的設計服裝，用新技術賦能，融合東西方藝術，彰顯文化自信。刺繡裝飾融入旗袍體現華麗，彩繡腰帶和腰間玉佩彰顯莊重，2008年北京奧運會頒獎禮服，既是對傳統旗袍的創新，又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寓意。運用傳統編織、針刺和印染工藝，呈現“天”的輕盈飄逸，亮相2015年米蘭世博會中國館的“天”系列秀服，傳承了傳統紡織和印染工藝，運用現代立體裁剪和3D成型技術，并大面積采用手工針刺工藝，產生水墨畫般的效果。

絲綢的修復技術，是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另一張名片。在修復技術館，“風憲衣冠：桐鄉濮院楊家橋明代墓葬出土紡織品修復成果展”首次展出了浙江桐鄉濮院鎮出土、由中國絲綢博物館修復完成的12件紡織品文物。以中國絲綢博物館為依托單位設立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承接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大量紡織品考古、保護、研究項目，如敦煌莫高窟出土絲綢、俄羅斯北高加索地區合作紡織考古等，并發起倡議成立了絲綢之路文物科技創新聯盟。

季曉芬說，未來，中國絲綢博物館將創新打造“絲綢博物館＋蠶桑絲織非遺館”的雙館模式，以“絲綢之路周”“國絲漢服節”“國絲環球展柜”“陌桑中國”等特色品牌，努力講好中國絲綢和絲綢之路故事，不斷擦亮絲綢文化金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