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劇照。資料圖片

戲曲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凝結了中華民族的美學思想。傳統戲曲的發展史可以說是戲曲借助不同媒介的傳播史。當戲曲傳播媒介一旦發生改變，戲曲藝術的表演、劇場和觀眾等都會發生相應變化。人類社會從口語時代、印刷時代、電子時代發展到互聯網信息時代，5G技術、大數據、云計算等已經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智能新媒體軟件應用成為人們休閑娛樂、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傳統戲曲與日益涌現的各種媒體形式的邂逅，給自身帶來了新的生機。

自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戲曲的傳播與接受，既有承繼關系，又存在時代差異。媒體形式的多樣化發展，使得中國戲曲藝術呈現多元形態并存的格局。20世紀初戲曲唱片興起，百代公司便為譚鑫培、汪笑儂等錄制唱片。戲曲影片《定軍山》拍攝，標志著電影與戲曲的聯姻。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電視機在我國的普及，具有代表性的電視戲曲欄目《梨園春》《秦之聲》走進了千家萬戶。可以說，利用多媒體平臺，傳統戲曲實現了劇場演出、網絡傳播并存的演出格局。觀眾可以在新媒體平臺欣賞梅蘭芳的《生死恨》，聆聽王瑤卿的唱腔，也可收看央視《空中劇院》戲曲展播。

劇場是戲曲文化的重要傳播載體。中國傳統戲曲從宋元的勾欄瓦舍發展到明清的茶園戲樓，見證了戲曲藝術傳播載體的發展演進。新媒體時代，傳統戲曲的傳播模式又被打破了。當以互聯網數字技術為表征的新媒體與中國戲曲邂逅，我們看到了戲曲載體的極大豐富性。新媒體融合了戲曲唱片、戲曲電影、電視戲曲等海量的信息資源，戲曲門戶網站、微博、微信、抖音等拓展了傳統戲曲的傳播空間，觀眾可隨時利用互聯網資源跨時空欣賞經典劇作，構成了對戲曲劇場演出美學效果的有益補充。尤其對于青年戲迷而言，分享新媒體提供的海量高清戲曲視頻資源，可以有效彌補因工作、學業、票價、精力等不能前往劇場觀賞的缺憾。

多媒體業態下，戲曲藝術觀念和生產主體的創新也在發生。許多戲曲名家也認識到移動互聯網的傳播效應，有時直播平臺可以吸引數以萬計的觀眾在線觀看，受眾人數遠遠超過實體劇場觀眾。戲曲名角們紛紛在抖音、快手、陌陌等社交軟件直播平臺上開通網上直播。有的戲曲名角吸引了數以萬計的“粉絲”在線，搖身一變成了“網紅”。由于新媒體“粉絲”不受地理空間限制，往往來自全國各地，甚至還有國際友人。可以說，利用新媒體平臺的在場性和交互性極強的特點，傳統意義上的戲曲演員借助互聯網實現了與觀眾的在線互動。在直播過程中，觀眾隨時可以給喜愛的演員發“彈幕”交流。

新媒體作為數字資源的“共享地”，廣大戲曲迷可以在新媒體網絡終端下載自己喜愛的戲曲視頻，也可上傳數字戲曲資源與廣大網民分享。不同地域名的觀眾通過新媒體網絡平臺，實現跨越時空在線交流。新媒體打破了傳播界限，全面拓展了傳統戲曲的受眾范圍，從而構建了“在場”與“不在場”并存的戲曲演出生態，重構了觀眾的戲曲審美視野。

戲曲評論領域也發生了微小卻不容忽視的變化。傳統意義的戲曲評論隊伍通常由戲曲領域的專家學者和報紙雜志專欄編輯構成。在這個戲曲評論學術共同體中，具有學理品格的戲曲評論是戲曲評論界的共同追求。新媒體時代，大批戲曲評論隊伍中的知名專家學者，除了在各大報紙、雜志撰寫戲曲評論外，也紛紛通過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發布一些現場戲曲評論。由于是第一時間的觀感，往往非常容易引起網上讀者的共鳴，自然也吸引了大批“粉絲”點贊。

除了專業評論隊伍外，普通觀眾也構成了規模龐大的評論群體。人們在微博、抖音、快手等網絡平臺欣賞戲曲劇作時，隨手可在屏幕窗口發布“彈幕”評論，內容往往短小精悍，語言風格多以網絡時髦用語為主，體現了新媒體平臺戲曲評論的開放性、公眾性特點。

當然，新媒體戲曲評論隊伍的評論鑒賞水平參差不齊，但要著眼的是，新媒體在拓展傳統戲曲受眾范圍的同時，也構建了“線下”與“線上”并存的戲曲演出與互動評論生態。

新媒體戲曲數字資源的公共性和開放性，助推了優秀戲曲文化資源網絡共享。大數據信息容量巨大且存儲便利，有效保護與搶救了戲曲遺產，具有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利用高清攝像數字化技術，我國已經存檔記錄了多種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和戲曲劇種傳承人影像資料。我國部分省市政府文化等部門牽頭，也對地方戲曲劇種的戲曲文獻資料、實物史料、圖片資料、音像資料建設了特色數據庫。未來，還可有效利用移動互聯網平臺，推進傳統戲曲劇種分類保護活動，挖掘復排傳統戲曲劇目，建立檔案數據庫和口述史，保存瀕危劇種的數字檔案。

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時代前進的號角。中國戲曲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有機構成，傳統戲曲在做好數字化工程的同時，也必須注重時刻觀察新媒體帶給戲曲藝術本身的變化，這是我們做好傳承的武器。

(作者：李有軍，系西北大學戲劇戲曲理論方向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