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２２日電（記者 鄒偉 羅沙 白陽）天下大治，是每一個人心中的社會理想，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價值目標。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會議將對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作出全面部署。

夢想與現實之交，建設法治社會的目標和承諾，承載著億萬人民的殷殷期待，也鐫刻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共和國邁向長治久安的深深足印。

培育法治信仰——在全社會形成憲法至上、守法光榮的良好氛圍

２０１４年８月，重慶巴南區。

因為一起林權糾紛，農民李世榮一紙訴狀將區政府告上了法院。出乎他意料的是，開庭當天，坐在被告席上應訴的正是區長陳剛本人。

“我對群眾用法律而不是上訪的方式維權表示感謝。”在庭審最后陳述階段，陳剛由衷感言，“這是群眾民主法治意識增強的結果，也給我們政府公務人員敲響了依法行政的警鐘。”

憲法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

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會上指出：“只有保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眾，憲法實施才能真正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行動。”

憲法和法律的實施，源自全社會對法律的信仰。

“營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會氛圍，需要引導公民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養成遵紀守法和用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的良好習慣，真正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說。

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走過來的。

深耕歷史土壤，我們有“奉法者強則國強”的法治宣言，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法治原則，也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法治實踐……中國從來不缺少法治信仰的種子。

今天，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將法治社會建設推向一個新的境界。

“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進軍中，始終高揚法治旗幟，對改革與法治“破”與“立”的關系作出了科學論斷。

按照中央部署，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著力提高立法質量，扎實推進涉及改革的法律立改廢，發揮立法引領和推動改革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認為，民主立法絕不僅是被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是主動引導民眾對于立法的合理期待，增強民眾和社會對于法律的認識和信仰，使立法過程成為倡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等價值理念的過程。

從廢止勞教制度、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到全面推進審判流程公開、健全錯案防止糾正和責任追究機制……一系列改革舉措，為法治社會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培育法治信仰的重要保障。

今年以來，上海、廣東、吉林、湖北、海南、青海，６個省市司法體制改革先行試點，漸次推開。

完善司法責任制，既賦予法官、檢察官相應的職權，又落實法官、檢察官的辦案責任，強化監督制約。推行主審法官責任制、合議庭辦案責任制、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打破層層審批的行政化做法，“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加大司法公開力度，生效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按照司法職業特點，讓法官檢察官、司法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各歸其位、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為司法改革確立了最高目標。”王利明說，只有深化司法改革，切實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才能促進和保障司法公正。

創新治理之道——全體公民廣泛參與，共享法治社會建設成果

金秋，全國山地戶外運動錦標賽在貴州省甕安縣落幕。來自各地的選手和觀眾實地感受到了甕安政安人和的新氣象。

６年前，一把大火燒向縣委大樓，“甕安事件”震驚全國。６年過去了，甕安群眾對干部作風的滿意率從不足３０％升至８５％以上，群眾安全感超過９５％，對執法機關的滿意率躍升至全省首位。

對此，當地干部群眾深有體會：從“大亂”到“大治”，甕安靠的是法治。

和諧社會，本質上就是法治社會。

法治社會是構筑法治中國的基石，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內容。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區，各種新的社會矛盾、利益沖突凸顯。社會治理思路如何及時做出調整，成為新時期法治社會建設的一個關鍵問題。

“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鄭重宣示。

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建設法治社會，必須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和創新社會治理——

“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習近平總書記的深刻詮釋意義重大。

專家指出，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內涵就是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社會，以實現社會各項工作的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因此，構建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促進社會規范有序運行，需要加強法治保障。

“我們需要推進多層次、多領域的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同時要加大對困難群眾維護合法權益的法律援助。”北京觀道律師事務所律師程斌說。

建設法治社會，必須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有序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使人民群眾共享法治社會建設成果——

相對于國家和政府而言，社會帶有一定的自治屬性。而在現代國家中，法治作為最基本、最核心的秩序體系，是社會有序自治的根基所在。

“通過法治確保社會自治，通過法律對公權力的約束，保障社會自我調節的功能空間，確保社會自治得以有效進行。”王利明說。

專家指出，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推進基層群眾依法自治，充分發揮社會自治規范的積極作用。

法治德治交融——把法治精神融入社會規范，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注入不竭動力

從今年開始，山東省榮成市每個市民和企業都有了一張“誠信身份證”，匯集違法違紀、榮譽獎勵等多方面信息，劃分不同信用等級，與招工招考、金融信貸、創業扶持掛鉤。一段時間以來，當地一些領域的社會風氣有了明顯改觀。

“我們每個人腦子里繃著一根弦，以前覺得闖紅燈就是駕駛證扣幾分，現在直接記入信用報告，真正影響今后的生活。”市民黃科研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朱景文認為，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必須注意其他手段，如道德、習慣、社會團體規范等的重要性。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社會需要法治，首先需要規范。走向法治社會，必須從建立規則入手。

“要為公民之間利益調整提供一系列的規范標準，不怕有磕碰、有矛盾，怕的是在處理這些人民內部矛盾時無章可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認為，只有在規則的引導下，才能更好地實現公民權利，履行公民義務，構建一個公平正義的法治社會。

“我們不能期待將大量的社會行為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而是應當以社會規則、行業規則、生活規則的形式固定下來，進而成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四川鼎立律師事務所主任施杰說，這既是法治，也是德治。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

多位專家表示，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行為規范，而最高境界的守法是恪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最低限度的守法是做到法律的底線不能逾越、道德的紅線不能觸碰，法律的義務不能拋棄，道德的責任不能丟失。

法治與德治交融，建設法治社會，中國已在路上。

——《關于推進誠信建設制度化的意見》新鮮出爐，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著力推進誠信建設規范化、長效化。

——“醉駕入刑”持續發力，讓“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成為飯桌上的約定和人們推崇的美德。三年多來，全國酒駕事故下降幅度達四分之一。

——依法治網持續推進，相關司法解釋陸續實施，規范網絡行為、凈化網絡風氣，“網絡不是法外之地”正在成為廣大網友的共識。

“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法治社會建設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時代在召喚，人民在期盼。

建設法治社會，必將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注入新的磅礴力量。

10月2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受到此間媒體的普遍關注。《旺報》為此專門推出了4個版的《中共四中全會特別報道》。臺灣“中央社”報道稱，以往多以“黨建”為主題的中共中央全會，本次將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問題，是中共黨史上首見。

《旺報》稱，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中，將為“法治中國”做頂層設計，并透過法治為改革及強勢反腐護航。“法治中國”的頂層設計、司法體制改革、反腐制度推進是備受矚目的主題。

“中央社”報道稱，中共新領導班子上任以來積極反腐，以此順勢強化中共全黨的依法治國理念，正是時機。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兩大看點為“司法體制改革”與“反腐制度化”，四中全會更將成為反腐從治標到治本的轉折點。

《旺報》北京特派員以《四中全會首次聚焦法治不是裝門面》為題，發表觀察文章。該報“觀點”欄目以《人治變法治才有中國夢》為題發表評論稱，推進“依法治國”的真正用意，在于扭轉“權大于法”的人治成分。

聚焦“法治”，臺媒還關注四中全會可能釋放的政策紅利。臺灣《中國時報》的文章預計，四中全會還將對經濟產生重要影響。文章認為，四中全會將確立經濟新常態，重點是幫助企業朝高附加價值轉型，成長動力轉為內需發動。

《旺報》分析文章表示，四中全會是為大陸下一步的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攻關”，將強力推進國企改革。同時，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將給經濟發展帶來更多公平的機會。“依法治國”對股票市場意義重大，各方期待不小，并將對土地流轉、環保、咨詢安全、軍工等四大板塊及其個股帶來政策紅利。

臺灣《聯合報》文章認為， 四中全會將提供更多政策指引，而大陸會繼續把調整經濟結構與創新擺在首位，力求平衡改革與發展，亦即透過“除弊”達到“興利”的目的。 (記者李煒娜、孫立極)

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們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同志指出，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這充分凸顯了法治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深入了解改革與法治兩者關系，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深入推進改革。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把握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妥善處理改革與法治的關系，黨和國家從國情和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應對措施，妥善處理法律穩定性與實踐變動性的關系，確保立法進程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相適應。例如，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加快推進法律的立、改、廢工作，及時多次地修改完善1982年憲法，為許多重大改革提供重要法律依據。

可以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從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的結合上，在正確處理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積累成功經驗，形成諸多共識，為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法治中國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奠定了良好基礎。我國立法的重要經驗之一，是正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妥善處理法律穩定性與實踐變動性的關系，確保立法進程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相適應。對實踐經驗比較成熟的、各方面認識也比較一致的，規定得具體一些，以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對實踐經驗尚不成熟但現實中又需要法律進行規范的，先規定得原則一些，為引導實踐提供規范和保障，并為深化改革留下空間，待條件成熟后再修改補充。改革開放中遇到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用法律來規范還不具備條件的，先依照法定權限制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先行先試，待取得經驗、條件成熟時再制定法律。

經過新中國成立60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了有法可依，我們已經具備把各項改革全面納入法治軌道依法推進的社會條件和法治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強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當前，我國不僅具有較為完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作為改革的法律制度基礎，而且干部群眾具有更加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法律理性與法治自覺。這是我們在憲法框架下和法治軌道上處理好改革與法治關系最重要的主客觀條件。

改革，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社會充滿生機與活力，是國家與社會創新發展的不竭動力。在建設法治中國的現階段，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相對于完成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戰略任務而言，相對于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言，相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言，改革與法治都是手段、方法、舉措和過程，兩者的價值特征、本質屬性和目的追求是一致的，沒有根本的內在矛盾和沖突。那些認為“改革與法治兩者是相互對立排斥的”“要改革創新就不能講法治”“改革要上，法律就要讓”“要發展就要突破法治”等觀念和認識，都是有違法治思維和法治原則的，對于深化改革與推進法治來說有害無益。

在我國現行憲法和法律體系內在和諧統一的體制下，改革與法治之間是一種內在統一、相輔相成的關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體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共同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既是各項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路徑依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引領、法治促進、法治規范和法治保障。改革離不開法治的引領和保障，否則就可能引起混亂；法治必須緊跟改革的進程和步伐，否則就可能被廢棄淘汰。

毋庸諱言，作為國家和社會運行發展的手段和舉措，改革與法治不可能不存在某些區別、不同甚至沖突。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在于，法治作為國之重器，以守持和維護既有秩序為己任，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規范性；而改革作為一種創新發展手段，具有較強的變動性、挑戰性。因此，改革的“破”與法治的“守”這兩者之間存在某種張力，在一定條件下兩者還可能發生抵觸、矛盾甚或沖突。從一定意義上說，改革與法治的運行指向和內在張力，決定兩者的“遭遇戰”是客觀的必然存在。我們不能否認、漠視或者放任這種存在，而應采取積極態度與正確方法去認識、把握和妥善處理這一矛盾和問題。正如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堅持“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是正確處理改革與法治關系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既是社會主義法治文明的改革觀，又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觀。

在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習近平同志強調，加強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協調，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高度來看，改革與法治的關系不僅涉及立法與改革，而且涉及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等法治環節，但科學立法是兩者關系的重點環節和主要方面。

堅持科學立法，應把國家的立法決策、立法規劃、立法項目、立法草案等與執政黨的改革決策緊密結合起來，通過立法把黨的重大決策及時合理地法律化、規范化和國家意志化。對于執政黨的改革決策來說，應當按照依法執政和領導立法的要求，把黨有關改革的決策與立法決策緊密結合，在決策過程和決策階段按照政治與法治相統一、改革決策與立法決策相結合的原則，把改革決策納入法治化軌道。

在立法層面正確處理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應遵循以下思路。一是堅持改革決策與立法決策相統一，充分發揮立法的引導、推動、規范和保障作用。二是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需要修改法律的應當先修改法律，先立后改；可以通過解釋法律來解決問題的應當及時解釋法律，先釋后改；需要廢止法律的要堅決廢止法律，先廢后改，以保證各項改革依法有序進行。三是堅持在現行憲法和法律框架內進行改革，充分利用憲法和法律預留的改革空間和制度條件，大膽探索，勇于創新。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四是對確實需要突破現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改革試點，如果通過解釋憲法，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等措施不能解決問題，也可以采取立法授權試點改革的方式，經有關機關依法授權批準，為改革試點工作提供合法依據。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負有監督憲法實施的職責，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負有監督和保證法律、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實施的職責，因此，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把改革決策與立法決策是否緊密結合、改革與法治是否統一、改革措施與法律規定是否沖突等情況納入人大監督的范圍，一經發現問題即依法提出處置意見、建議或者采取相關措施。

在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這幾個環節，也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執法、司法和守法都是貫徹實施法律的重要方式。國家行政機關通過推進依法行政和嚴格執法，國家司法機關通過正確適用法律和公正司法，全體公民和其他社會主體通過自覺學法、尊法、守法和用法，把體現為國家意志的法律規范付諸實施和具體實現。按照社會主義法治原則，在法律付諸實施和實現過程中，所有法律關系主體都必須堅持依法辦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得以任何借口或者理由拒不執行、適用或者遵守法律，更不能違反法律。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改革與法治出現不和諧甚至沖突的情況是正常的。我們應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妥善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一是當個別改革決策或措施與法治的沖突不可避免時，可盡快啟動改法或者釋法程序，及時消弭改革與法治的沖突。二是在具體執法、司法和守法過程中發現某項改革措施與法治相沖突時，有關主體應當根據立法法等法律的規定，及時將沖突的問題和相關建議上報有關機關，依法加以解決。三是根據“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原則，對于那些打著改革的旗號故意規避甚至破壞法治的行為，對于那些借改革之名行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之實的違法行為，應當堅決制止和糾正。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分析，司法體制改革與反腐制度化將是本次會議的兩大亮點。四中全會是否以及如何部署和落實，是觀察中國未來走向的一個重要指標。

美國《華爾街日報》稱，從其規模、強度、持續的時間以及落馬官員的級別來看，習近平向公眾表明，在清理貪腐問題上，他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

路透社則稱，目前，中國政府正在推進的政治經濟改革及反腐已進入攻堅階段。將主題明確為“依法治國”，則指向“權大于法”這一公權力痼疾，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搬開絆腳石。

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電 (記者 馬海燕)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20日在北京開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20日表示，依法治國成為全會主題，跟中國的現實和中共對國家的認識密切相關。

在當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舉辦的新聞茶座上，謝春濤表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時就已確立，在黨內大家都認同，但從實踐層面問題依然很多。比如立法方面，有些法律還未建立，有些法律條文還要修改；執法方面，有些法律未能很好地執行，司法不公、司法腐敗依然存在。中央領導已經意識到法治對一個現代國家來說至關重要。

謝春濤說，中國共產黨在依法治國上走過彎路，也在實踐中意識到黨要依法執政，政府更要依法行政，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要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法治。過去提“依法治國”更多是強調老百姓要遵紀守法，今天提“依法治國”更重要的是管住各級官員，范圍更廣、力度更大，涉及全體老百姓利益，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意義重大。

謝春濤表示，西方一些觀察者也發現，中國在政治制度上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即穩定性、連續性，在重大問題上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新一屆領導人也一直在強調制度建設、制度自信，“中共強調制度自信，是因為我們比外國人更了解我們的制度優勢和劣勢在哪。制度自信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以問題導向完善自身，尤其是法治領域是我們制度建設的重要方面。”

謝春濤告訴中外記者，習近平曾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同時國家領導人也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我們常用進入“深水區”、“攻堅期”、“硬骨頭”形容改革的艱難。去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相信四中全會后，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會有一個新的面貌。(完)

央廣網財經北京10月20日消息（記者陳蕾）據經濟之聲《天下財經》報道，十八屆四中全會今天就要召開了，“依法治國”成為今年議題，這在黨的中央全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一次的“依法治國”主題，與以往會有什么不同？來自多方的評論發出相同的聲音：依法治國將進入升級版，中國經濟將迎來新紅利。

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

就在上個月底的上海自貿區一周年總結會上，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談及經濟建設成果，最先說的不是經濟，而是法治。中國第一張針對外商投資的負面清單，就來自于上海自貿區。在負面清單內，標準化審批，減少自由裁量，以陽光的“辦事環境”來杜絕灰色的“抽屜協議”。依靠嚴格的法治，一年內，上海自貿區新設企業數量超過1萬兩千家，是過去20年的注冊總和，朱民說，企業積極性來自于法治規范的改革紅利。

如果說以往我們也提“依法治國”，那么，如今的“依法治國”標準有了更嚴格的意義，它將不僅僅是單純的依法治國，而是與經濟新常態、社會新轉型結合在一起的“依法治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首先建立法制國家，法制政府，法制社會，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來實現依法治國的目標”。

做好“裁判員”，不當“運動員”

從字面來看，依法治國似乎與經濟沒有關系，但是，實際上，這次之所以要把“依法治國”作為會議主題，目的就是為中國經濟轉型掃清障礙。汪玉凱預計，這次會議上，結合宏觀經濟形勢和微觀企業發展，來談及法治建設將是最重要的議題。

汪玉凱：一個企業有了安全的市場法治，企業自主權能落實，大刀闊斧簡政放權，就是建設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改變政府對經濟市場的過多干預。不僅僅關注政治行政，而是關系好多經濟層面的改革，使得運行更順暢，最大限度通過立法消除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釋放市場社會活力。不僅僅是依法治國，還會對經濟形勢討論，會和法制建設聯系在一起。

那么，依法治國的升級版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什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說，最簡單來說，建立開放、公平的市場環境，降低經濟運行成本，增強經濟活力。

鄭新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法治經濟，通過法治規范市場競爭秩序能夠使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競爭，可以降低企業的運行成本，依法治國對于規范經濟秩序、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運營效率，為各類所有制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資本市場，本質應該是依法治市

其實，就在7月份依法治國的會議主題確立以后，圍繞法治和經濟的討論一直都是熱點。人們紛紛猜測，哪些領域會成為依法治國升級版詳細路線圖的先手棋。

A股市場有“政策市”一說，也自然成為人們議論最多的領域。資本市場缺乏法治一直被認為是不成熟不理性的根本原因，都說“無規矩不成方圓”，但是，就退市這一點來說，退市條件、賠償責任卻一直沒有明確。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說，A股不健康、投資者不滿的最大原因，就是沒有依法治市。比如審批很嚴，但是，嚴進卻可以講人情，一旦入市，管理上又很寬松，彈性特別大。公司出了問題，一說情就了事，這根本不是法治。依法治市就是把現在的“嚴進、寬管、不出”變為“寬進、嚴管、必出。”

劉紀鵬：我國資本市場法制不夠健全，另一方面，也沒有嚴格執法，首先表現是上市環節，市場監管，退市環節。長期是嚴進、寬管、不出，拉關系、有人情。名義是核準，但是實際上比審批制還差；上市環節也有微詞；在管理方面，很少見到上市高管嚴格處罰的；退市方面，很多差的企業搖身一變，烏雞變鳳凰。因此，必須要依法治市，就是寬進、嚴管、必出，入口上通過注冊制讓投資者判斷孰好孰壞；上市之后，監管要剛性，不能政策界限不清，人情關難過。退市方面，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把績差股，把達到退市條件的企業退出去，要用縝密的政策法規來銜接，如果政策界限不清，甚至解釋權制定法律的部門和執法部門是一撥人，那么，矛盾和人情關集中到他們身上，還是做不到依法治市。

食品安全完善立法輻射國內消費市場

說到經濟轉型，都說要通過擴大內需來刺激消費，但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商品的質量如何保證，今年的國慶節，海外血拼再創新高。簡單來說，食品安全問題，法律規定內容交叉，多頭管理，三個和尚沒水吃，三聚氰胺對國內奶粉市場的打擊至今存在。鄭新立長期研究消費問題，他說，食品安全法是否規范，輻射的是企業的優勝劣汰和國內的巨大消費能力：

食品安全領域如果有食品安全法，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示制度，如果建立起來并且形成一個法律，都按照這個執行，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利好。對生產者來說平等競爭，好的企業充分發展，落后企業自動淘汰；消費者可以放心的選擇自己購買的產品，比如有機食品、綠色食品、無公害食品。放心食品保證居民安全，也能刺激國內的消費。如果國內食品建立信譽，消費能力也能投放國內市場。消費需求拉動國內食品工業的發展。

知識產權為企業創新保駕護航

說到企業的競爭力，創新是強心劑，但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遠遠跟不上市場的發展。文化產業主要就是靠創意，但是，復制很容易，保護很脆弱，導致創新動力很弱。長期關注知識產權保護的律師趙占領有話說：

趙占領：網絡文學做的最好的是盛大，即便是積累了大量的版權資源，還是虧損，盜版的泛濫導致的，盜版對這些企業來說，正常的商業是受到影響的。如果不保護，研發后低成本沒有成本獲得，創新企業投入大量資金，風險，達不到預期目標，創新能力會受到傷害。

另外，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預測，四中全會之后，房產稅、預算法、消費稅法、勞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行政許可法等法律都有望得到修訂和完善。

新聞鏈接：十八屆四中全會還有哪些看點？

一是中央層面的人士布局，二是中央委員會的人士遞補。這次全會將審議中紀委對落馬中央委員及落馬中央候補委員的審查報告。一般來說，中央委員會的名額有限而且固定，如果中央委員的名額出現空缺，排在前幾位的中央候補委員，一般都將在全會中獲得遞補機會。已經確定的是：蔣潔敏、李東生、李春城、王永春、萬慶良已經被開除黨籍，陳川平、潘逸陽正在接受組織調查，這7個人不能參加這次全會。

另外，黨內可能推動紀檢體制改革，持續高壓反腐基本讓官員“不敢腐”，如何通過制度建設讓他們“不能腐”。專家認為四中全會后將有安排，反腐可能迎來從治標到治本的新起點。當官員不能腐，當官員不爭利，當跑部前進被杜絕，市場更透明，企業成本自然也會降低，這也是經濟紅利。

十八屆四中全會今天起在北京召開，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中國經濟網評論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胡乃軍表示，改革開放30多年了，這是第一次我們黨的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因此令大家充滿期待。

胡乃軍詳細分析說：“首先，應該考慮怎樣通過法律制度更好保護人民的權益，應該讓法律成為人們進行權利保護以及處理爭議糾紛的根本方式，讓法律成為人民一種生活習慣。其次，“依法治國”不能僅僅是保護人們免受不公平不合理的對待措施，還應該提供更多制度性的保障措施，讓人民有能力有意愿去做一些事情。如果把這兩方面結合好，我國的“依法治國”體系應該會有極大的提高。此外，“依法治國”還是立法、司法和執法三者的有機結合，相信這次全會會讓老百姓獲得更多實惠成果。”

以下是本條新聞的播報內容：

【播報】首先，來看財經今榜的頭條新聞。一起來關注十八屆四中全會。

今天起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據中國新聞網消息，從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至今已經17年。這17年間，中國在法治國家建設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當前，中國法制法規體系還存在漏洞缺失，社會法治觀念還較淡薄，官員權力濫用、國人道德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有分析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法治體系是最重要的國家治理體系，法治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依法治國”需要升級到2.0版。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改革落地見效，亦需要法治護航。

【點評】胡乃軍

【追問】大家對今天起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一直充滿期待，期待這次會議能夠提升市場效率，釋放改革新紅利，那么您覺得下一步會釋放出哪些改革紅利？

人民網北京10月20日電（記者賈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今起至23日在京召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共中央全會。全會將傳遞出怎樣的改革信號，備受關注。

重視依法治國是發展的必然要求

“僅就中央全會主題來講，可以說對法治的重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副主任楊小軍認為，這背后是出于對新形勢下新任務的必要考量，重視依法治國有著必然性和緊迫性。

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和國家發展歷程中的重要轉折，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此后，中國堅持基本路線不動搖，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在35年后的今天，經濟建設不能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靠投資和對外貿易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也難以為繼，這決定了改革必須靠理性推動、“再向前一步”。

“改革開放無疑釋放了經濟社會的內生動力，但繼續深化改革就會觸動諸多已經形成的甚至已固化了的利益格局，”楊小軍說，“要想打破就必須依靠法治思維，用法治的方式推動，調整利益格局，進而使經濟社會煥發出新的巨大的活力。”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四中全會有望在政府依法監管市場、司法體制改革、加強改革的立法推進和立法保障方面拿出務實措施，這將進一步強化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挖掘增長潛力。

除現代化建設外，民主法制建設也要“順勢而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執法和司法工作也取得長足進展。但楊小軍指出，在新形勢下亟需加強和改進立法、執法和監督工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國家治理走向法治化迎來新契機

回顧17年來中共中央全會對于依法治國的表述，可以看出，一整套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治理體系在加緊構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改革在逐步推進。

1997年黨召開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十五大報告強調“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這之后完整地形成了“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提法，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干部要帶頭執法、依法辦事，做執行法律的模范。

2002年的十六大報告從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的高度，指出“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12年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倡“法治中國”，此次的四中全會以研究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主題，開啟當代中國走向國家治理法治化的新時代。

“依法治國和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是以法律為中心、為準繩，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所有關系的重大調整和變革。”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教授許耀桐認為，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這是中國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培育法治精神應放在戰略高度

“實現依法治國，必須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其名作《鄉土中國》中談到，法律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

“這實際上應驗了社會學一個基本道理：任何一套制度背后都有一套價值體系，要使這套制度能夠很好地運行，必須使其背后的價值體系得以完善。現實生活中，我們多是看到了制度文本及其執行機構，很少觀察人們對于這些制度文本的態度、心理、趨向和取舍，而這是非常重要的。”丁元竹說。

在丁元竹看來，在依法治國過程中，應當將法治精神培育放在戰略高度來認識，而這是我國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長期面臨的、最為艱難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促進了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人們的精神世界卻走向滑坡。”丁元竹指出，法治精神與精神世界問題是與治理危機聯系在一起的，人們失去法治精神、內心世界空虛，這與某些政府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敗壞黨風、敗壞風氣有著密切的關系。

丁元竹期待，培育法治精神能夠作為依法治國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今天召開，本次四中全會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問題，這在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

改革開放以來，通常每一屆中央委員會要召開七次全體會議，也就是從一中全會到七中全會。一中全會一般選舉總書記等新一屆領導人，選舉政治局常委，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等。二中全會，則是在全國兩會換屆前召開，主要討論新一屆國家機構的人事問題。三中全會在二中全會當年的第四季度召開，一般討論“大題目”、重大決策，最受人關注。四中至六中全會在此后每隔一年的第四季度召開，審議當年各種事務。七中全會通常是新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預備會。

歷屆四中全會從召開時間看，均位于承上啟下的“中間年份”，因此會議主題大多討論較為務虛的黨建問題，今年的第十八屆四中全會有所不同，不僅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主題，而且會議亦從過往較側重于務虛的討論轉為務實為主，其中更可能包括一些重大的人事調整。

在“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十余年之后，有分析稱，本次會議或繪制出新的路線圖，為“法治中國”作頂層設計，以“法治”為改革護航，而司法改革、反腐“治本”等話題則成為輿論觀察此次會議的焦點。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此解讀。

經濟之聲：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項，在您看來，本次四中全會為什么會率先選擇“依法治國”作為突破口？

遲福林：這是我們經濟社會生活進入新時代新階段一個重大戰略選擇，我們都知道法制是市場經濟本質，法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更是市場經濟的保障。今天的經濟轉型，我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加快建設法制市場經濟。第二，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要把公平正義作為的改革的出發點、落腳點，怎么樣實行公平正義，需要法制保障，法制是實現公平正義重要的根本性的保障。第三，把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改革的總目標，法制是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中一個最最重要一個方面，法制為先、法制為大，我們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才能夠明顯的提高。所以我認為選擇這樣一個突破口是適應了我們新時期、新階段經濟社會、政治社會的戰略揭示。

經濟之聲：有評論認為，目前我國經濟處于'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時期，這個階段我們這個情況面臨非常復雜，而這個時間業面臨我們的經濟增長一些困難，比如說人口紅利的小時，在這個時候推進"依法治國"能夠釋放出怎樣的紅利呢？

遲福林：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我們現在正面臨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生活中各個矛盾問題凸顯，這種背景下，推進依法治國可以在多方面應該說能夠釋放我們的改革紅利。第一，更堅信中國的市場環境應該公平、公正能夠得到法律的保障。第二，通過依法來打破各種壟斷為公平競爭提供的市場空間。第三，市場的主體權利能夠得到法律的保障，各類投資者更安心來投資。第四，用市場經濟調整利益關系，在執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使更多人來分享改革的紅利，當然更重要我們市場改革能夠得到法制的保障。堅定市場化改革這種決心，所以這個市場紅利我想最重要的堅信中國改革的環境、改革的前景，這個是十分重要，這是司法紅利一個根本點。

經濟之聲：關于四中全會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我們注意到著名的法學家，法制思想家郭道暉特別提出，實現依法治國，最主要的就是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而執照憲法的關鍵，在于立法為民制約權利保障權利，其實這個依法治國已經提出了很多年，但是現在普遍一個觀點認為，依法治國目前沒有達到期望的目標，這個原因我看到有分析說，比如說我們現在是由行政監管，那么如果說依法治國的話，我們可能面臨一個轉型，那就是轉向法制監管為主，強化以法制為基礎的市場監管。福林院長在您看來如何才能形成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監管？

遲福林：我們在加大行政審批，加快簡政放權的同時，實行以法制為基礎的市場監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第一，就是要加快相關的立法。這樣才能夠提高我們市場監管的權威性，公開性，我想在市場監管立法方面比方說食品法是大家迫切希望的，盡快出臺。第二，依法賦于市場監管機構法律主體地位，這樣使得監管機構，它才具有法律賦予的權威性、獨立性，這個它的執法更有權威，更有效率，更能受到社會多方面的監督。第三，法制為基礎、市場監管，容易和社會的這種監督相結合。這樣，我們的市場監管才能夠有權威、有效率，所以現在正面臨著由行政為主的市場監管下，法制為主市場監管的轉型過程，在這樣一個轉型過程中，我們的發展理念應該發生一個大的變化。我們現在行政體制，要作出一個重大的改革，比如監管的權利，相應分散到不同的政府部門，監管主體的法律地位，需要進一步明確。所以加快以法制為主的市場監管，是下一步行政審批、簡政放權以后，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項事情。

經濟之聲：國內外媒體對于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前瞻分析中，司法體制改革和反腐制度推進，是輿論最為關切的兩大焦點，您預計在本次會議上這兩項會取得什么樣的突破？

遲福林：我認為這兩項關注的焦點在這次會議上，應該能達到預期的大家的希望值。首先司法體制改革，將成為我們推進依法治國一個重點之一。渴望在司法體制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提升它的專業化程度方面，有若干的改革措施會出臺，使得司法體制成為依法治國的重頭戲。第二是反腐，反腐我想在制度建設上，得到進一步加強，通過反腐，相關的立法，可以使我們在現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時，達到從治標到治本這樣一個過度，從加大反腐的制度化、法制化的程度。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并將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

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的莊嚴選擇。從開國大典前夕的《共同綱領》播下法治的“種子”，到民主法制在經歷曲折后的艱辛探索；從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到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法治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組數據引人注目：截至2014年3月，我國現行有效法律242部。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立法引領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成為國家治理新常態。

2014年5月20日，天津濱海新區行政審批局掛牌成立，1枚公章取代了過去109枚公章的權限。“昨天上午交的材料，今天就全部拿齊了，真是太快了！”在濱海新區行政服務中心大廳里，來辦件的張璐告訴記者。國務院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達600多項。“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法治政府理念深入人心。

多輪司法體制改革，使“努力讓人民群眾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成為司法機關孜孜以求的莊嚴目標。2014年8月22日，福建小伙兒念斌在被羈押多年、4次被判死刑后，終于被宣告無罪釋放。此刻，迎接他的不僅有自由的空氣，還有法治國家對人權的保障、對公正的呵護。

不久前，寧夏中衛的農民王金富決定結束長達3年的上訪奔波，改為向法院提起申訴。“現在走到哪里，都說要走法律程序，找領導也沒用了。”樸實的王金富說。隨著《關于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的出臺，訴訟與信訪徹底分離。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成為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要求。

依法反腐、制度反腐，“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審視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歷程，反腐以治標開始，在過程中逐步制度化，通過一系列規范性的做法，最終達到治本的效果。不難看出，法治化無疑是反腐倡廉最鮮明突出的特點，其本身就是依規治黨、依法治國的重大實踐。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必須首先回答，當前我們在法治國家建設中仍然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什么？

從人民網每年全國兩會前夕進行的“兩會調查”中可以看到，從2002年到2014年的13年間，“反腐倡廉”12次名列網民關注的“兩會熱點”前三名。而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司法公正、食品安全等網民關注度較高的話題無不與法治密切相關。

腐敗之風令公眾對公權力機關和公職人員的信任大為消減；執法不嚴讓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有害食品事件頻頻上演；有法不依令“看得見的手”進退兩難，“看不見的手”難以施展。過去的經驗和現實的要求都表明：治理當今中國的問題，健全法制、厲行法治，實現全社會的公平正義，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無疑，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按下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快進鍵”。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依法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本報記者　溫紅彥　黃慶暢　徐雋

中國將開啟依法治國新時代

——國際社會矚目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

本報北京10月20日電　綜合本報駐外記者報道：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相信此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成為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將為中國發展進程注入新的推動力。

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更加豐富，法治觀念更加深入人心

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總編阿布哈京告訴本報記者，他曾在中國工作十余年，對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十分期待。阿布哈京認為，四中全會專門討論依法治國意義重大。依法治國在1997年寫進中共十五大報告，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兩年后，依法治國寫入中國憲法。十多年來，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更加豐富，法治觀念也更加深入人心，相信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推動中國法治建設邁上新臺階。

尼日利亞中國問題專家查爾斯向記者表示，此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依法治國作為主要議題，顯示了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積極推動依法治國的決心，并以此鞏固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相信此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成為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必將開啟中國依法治國新時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系研究院高級研究學者胡逸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逐步邁向小康社會，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已到了刻不容緩的階段，因此本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把依法治國作為主要議題來討論是順應時代要求。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依法治國的實踐不僅關系到中國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也關乎全球經濟的繁榮和穩定。世界輿論密切關注中共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期待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取得巨大成功，并為中國未來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室主任胡里奧·里奧斯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共中央全會首次將議題聚焦依法治國，十八屆四中全會注定影響深遠。預計此次會議將著力解決長期影響法治建設的具體問題，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中國政府大力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越是深入越能感受到司法改革的緊迫性。相信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司法體制改革及反腐“治本”的研究將取得重要成果，全世界都拭目以待。

美國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高級顧問、美國前駐上海總領事亨利·萊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依法治國作為主要議題，這是中國發展的歷史性進步，這對中國未來創新與發展而言是一重大利好消息。“我所了解的美國公司普遍希望，通過依法治國，中國在改革發展進程中將更為開放、透明、公平。”

中國在探索適合自身發展道路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學習的榜樣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學漢學家穆哈辛·法爾賈尼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一直關注中國國內的各項發展，對于依法治國成為此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議題有著很大的期待，希望能夠第一時間了解到會議的相關成果。他認為，目前中國已經找到了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其中就包括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涉及到立法、司法、執法等各個方面，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對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積極意義。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中國推進依法治國不僅對中國本身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渴望學習和正在學習“中國模式”的國家也有很重要的示范意義與價值。

南非高等法院律師邁克爾告訴本報記者，十八屆四中全會是首次以依法治國為議題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能力上的又一次進步。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期，依法治國會更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快速、平穩發展。期盼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能取得圓滿成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樹立一個依法治國的榜樣。

德國全球和區域研究中心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倪寧靈博士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作為主要議題，突顯了會議的重要性。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努力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們看到中國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經驗，這對于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也是寶貴的財富，對于德國、歐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肯尼亞肯雅塔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非洲中心主任伊斯拉埃爾·科迪阿嘉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國作為全球大國之一，其一舉一動都受到世人的關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不會例外。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依法治國，這顯示了中國在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道路上的探索和努力。盡管中國近些年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中國從未停留在自滿中，中國在探索適合自身發展道路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在關注中國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的最新動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召開非常令人期待。”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豪登省愛庫魯萊尼市秘書長莫亞義對本報記者表示，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本報記者陳效衛、李涼、于景浩、王迪、溫憲、王云松、王欲然、鄭紅、倪濤、張建波）

【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權威人士指出，中央全會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香港《經濟日報》18日發表評論指出：四中全會屆屆有，今年大不同。歷屆四中全會從召開時間看，均位于承上啟下的“中間年份”，故會議主題大多討論較為務虛的黨建問題，偶爾也會討論涉及國家發展的重大課題。不過，今年的第十八屆四中全會，似乎有所不同，不僅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主題，而且會議亦從過往較側重于務虛的討論轉為務實為主，其中更可能包括一些重大的人事調整。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19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改革開放以來，通常每一屆中央委員會要召開七次全體會議，也就是從一中全會到七中全會。一中全會一般選舉總書記等新一屆領導人，選舉政治局常委，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等。二中全會，則是在全國兩會換屆前召開，主要討論新一屆國家機構的人事問題。三中全會在二中全會當年的第四季度召開，一般討論“大題目”、重大決策，最受人關注。四中至六中全會在此后每隔一年的第四季度召開，審議當年各種事務。七中全會一般是新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預備會。

謝春濤說，今年四中全會的議題非常重要，中國的法治狀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但也存在很多問題，“依法治國”的議題說明中國政府對法治問題的重視和推行法治的空前決心。

韓聯社19日報道稱，除了依法治國外，強化中國安全和大國外交也可能是四中全會的議題。目前中國的《反恐法》和《反間諜法》有可能合并成《國家安全法》。在經濟領域，為了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有可能出臺新的舉措。特別是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強化食品和藥品監管、防止地方政府過度舉債、房地產市場規范發展等有可能拿上會議桌。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在近期演講中提出：習近平考慮的不只是自己的10年任期，而是30年的長期問題。鄭永年說，在世界范圍內，后共產主義國家都面對如何整理寡頭的棘手問題，中共過去兩年反腐的最大成果，就是切斷了經濟寡頭轉向政治寡頭的途徑。韓國KBS電視臺19日報道稱，隨著四中全會的召開，中國政治將進入更重視制度建設的新階段。這是2012年底中國第五代領導集體正式出航以來，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次重要會議。

人民網北京10月16日電 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黨的全會中，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還是黨史上的第一次。對此，多位專家分析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將議題鎖定為依法治國，其中蘊含的信號值得揣摩。做到“有法必依”，讓法律的切實施行不再成為難題，或將是下一步推進“依法治國”需要重點討論和解決的關鍵議題。

四中全會核心議題：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路線圖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近日撰文指出，法治的核心命題，是權大還是法大。如果是權大于法，那么執掌權力的個人就會凌駕于法律之上，法治就會變成權治，權治就會變成人治，那是國家的災難，民族的災難，當然也是執政黨的災難。如何解決好二者關系，他以為至少有三點。第一，至上規則。黨必須和善于通過法律來治國理政，憲法和法律既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是二者意志的高度統一。任何個人的意志和行為，任何權力的行使，都只能在黨的意志和人民意志之下，而不能在其之上。第二，底線規則。法律是人們行為的底線，是社會秩序的底線，如果擊穿這個底線，黨、國家和社會就會出大問題。第三，踐行法治。無論是至上規則還是底線規則，都僅僅是規則，而不是事實。法大于權，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關鍵是要落實在實踐中、行為中。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三個概念不完全一樣。”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法治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內容就是如何實現市場管理的法治化。如果講到法治政府，那當然很明顯了，就是講公權力怎么來實現法治化，政府的權力不能過大。如果涉及到法治國家，或者是依法治國的概念，那么這包含立法、司法、行政，甚至軍隊在內，這是我們將來一個大的法治國家的概念。這三個層次不太一樣。法治實際上就是怎么樣來貫徹治理國家的現代化的模式，就是把我們過去的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等提升一步到治理國家的現代化。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則指出，有法可依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現在要解決的是有法必依的問題。自“依法治國”理念提出以來，我國法律體系逐漸完善，十八大前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構成，因此，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如何才能做到“有法必依”？這就是四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制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路線圖。

“依法治國”難點和關鍵：

法律能夠自動運轉，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

武漢大學憲政與法治國家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秦前紅教授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場合下講到改革必須要有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維，必須在法治的框架內進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利益更加多元，社會矛盾交織，要求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依法治國自然而然成為改革的路徑選擇。十八大之后采取了高頻度、高強度的反腐措施，這些舉措贏得了社會的高度認可，但是這種反腐方式難以治本，沒有配套的制度建設，反腐將會出現前腐后繼的現象，這也就要求進行法治國家的建設，打造好制度的籠子。大家的解讀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表明執政黨和國家會更加重視依法治國的議題。這是執政黨基于社會各種形勢的變化和社會期待的一種判斷，也是執政黨保持自身優勢的舉措。執政黨不是國家機關，但在中國社會具有特殊地位，執政黨把依法治國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這個行動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中國的法治發展將迎來一個新的契機。

十八屆四中全會再次聚焦“依法治國”有何特殊背景？海南大學法學院訴訟法學教研室主任王琳認為，法治的實質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會一體遵行，法律能夠自動運轉，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問題在于，推行法治觸及執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會遭到各種明里暗里的抵制。“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法，這是自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明確建設“四個現代化”以來，執政黨對國家建設戰略目標的重大調整。“依法治國”從過去單純的治國方式方法提升到了“既是手段也是目標”，并伴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獲得了獨立地位。而如何為中國的法治建設注入強大的動力，讓法律的切實施行不再成為難題，或將是下一步推進“依法治國”需要重點討論和解決的關鍵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