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

五、深入推進司法公開，著力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

大力實施“天平工程”，加強法院信息化建設，深化司法公開，實現審判執行全程留痕，推動審判執行工作機制深刻變革，以司法公開和機制變革倒逼、促進司法公正。

推進審判流程公開。建立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通過網站、短信、微信等多種渠道推送案件流程信息，變以往當事人千方百計打聽案件進展為法院主動向當事人告知，保障當事人知情權。建立數據管理平臺，實現對全國法院案件信息的集中管理、實時統計。加強庭審直播網建設，推進庭審全程錄音錄像，各級法院通過視頻直播庭審8萬次。推進網上辦案，加強對立案、審判、執行、信訪各個環節的信息化管控，提高審判質量效率。

推進裁判文書公開。加大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力度，建成世界最大的裁判文書網，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省區市法院實現了能夠上網的生效裁判文書全部上網目標，截至今年2月底共上網公布裁判文書629.4萬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7993份。通過上網公布裁判文書，發揮司法裁判的教育、示范、引導、評價功能，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推進執行信息公開。建立執行信息公開網，將執行案件的有關信息通過短信、網站、電子郵件等途徑向當事人公開。推行網絡司法拍賣，降低買受人成本，接受社會監督。完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網站、微博、微信開設曝光臺，公開發布失信被執行人信息110萬例，采取限制高消費等信用懲戒措施150萬次，督促被執行人履行義務。

加強法治宣傳。充分運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以案釋法，引導群眾增強法治意識。建立典型案例月度發布制度，公開發布典型案例189件。首次邀請外國駐華使節旁聽最高人民法院庭審，展示我國司法形象。在首個國家憲法日組織全國法院集中開展“讓法治成為信仰”主題宣傳活動。舉辦“中國－東盟大法官論壇”并通過《南寧聲明》，促進對外司法交流。

3月8日（星期日）下午3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關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的報告，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

[張德江]

二、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充分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立法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職權和主要任務。常委會把提高立法質量放在首位，突出立法重點，加快立法步伐，完善立法機制，提升立法效果。一年來，共審議20件法律草案，修改法律10件，制定法律2件，作出8個法律解釋。

（一）在一批重要立法項目上取得新進展。環境保護法是環境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常委會在深入調研、充分聽取意見的基礎上，經過4次審議，對環境保護法作出全面修訂。這是該法律正式施行25年來的首次修訂。這次修訂，針對環境保護領域的共性問題和突出問題，進一步明確政府監管職責，完善生態保護紅線、污染物總量控制、跨行政區域聯合防治等制度，強化企業防治污染責任，建立環境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和公益訴訟制度，加大對環境違法行為追責和處罰的力度。法律還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每年向本級人大或者其常委會報告環境狀況和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

行政訴訟是“民告官”的訴訟，涉及政府權力的行使和公民權利的保護。常委會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對行政訴訟法作出重要修改，這是該法律公布施行24年來的首次修改。這次修改，注重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促進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重點解決行政訴訟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等突出問題，從擴大受案范圍、暢通訴訟渠道、調整案件管轄、規范訴訟程序等方面完善行政訴訟制度，以利于更好地解決行政爭議和糾紛。

立法法是關于國家立法制度和立法工作的一部重要法律。為適應完善立法體制、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常委會及時啟動立法法修改工作，從充分發揮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完善授權立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等方面作了修改完善。常委會對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進行兩次審議后，已提請本次代表大會會議審議。常委會還制定了航道法，修改了軍事設施保護法，審議了食品安全法、廣告法、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和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正案草案等。

（二）通過立法推動和落實重大改革舉措。修改預算法，對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實施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常委會前后經過4次審議，對預算法作出重要修改。重點從實行政府全口徑預算管理、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機制、推進預算公開和績效管理、加強人大預算決算審查監督等方面，對預算法進行了全面完善。國務院按照新修改的預算法，作出關于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出臺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等舉措，強調堅持依法理財、主動接受監督。

適應推動政府簡政放權的需要，常委會對保險法、證券法、注冊會計師法、政府采購法、氣象法等5部法律的部分規定作出修改，取消和下放法律規定的有關行政審批事項，為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和支持。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快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常委會及時調整立法工作計劃，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將原來的國家安全法改為反間諜法，加強反間諜工作；二是審議新的國家安全法草案，以此統領國家安全領域法律制度；三是審議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等法律草案，推進重點領域國家安全工作法治化。

（三）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一是注重發揮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環境保護法、立法法、行政訴訟法等重要法律的修改，都是由全國人大有關委員會牽頭起草的；對“一府兩院”負責起草的法律案，有關委員會提前介入，共同研究起草中的重大問題，推動如期提請審議。二是堅持立改廢釋并舉。統籌考慮立新廢舊、法律間協調完善和銜接等問題。加強法律解釋工作，審議通過關于刑法、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的7個法律解釋，就民法通則、婚姻法有關公民姓名權的規定作出解釋。三是完善立法工作方式。完善法律草案出臺前評估工作，加強立法項目論證，健全常委會立法工作機構聯系人大代表機制，邀請代表參加立法調研、審議等工作。認真研究和吸收公眾意見建議，并及時作出情況說明和反饋。

3月8日（星期日）下午3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關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的報告，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

[張德江]

三、依法對有關法律問題作出決定，維護憲法法律權威

常委會依照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及時對若干重要問題作出決定，有力促進和保障憲法法律的正確實施和相關工作的順利開展。

（一）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作出決定。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重大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正確實施香港基本法和依法推進香港政制發展負有憲制責任，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和相關問題作出決定。常委會依據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和解釋，通過了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為下一步香港特別行政區提出行政長官普選具體辦法確定了原則、指明了方向。這對于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和香港基本法，推動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依法順利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二）對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問題分別作出決定。根據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工作部署，常委會作出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關于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為探索完善刑事訴訟程序、健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提供法律依據和支持。同時，要求有關方面依法認真做好相關工作，總結實踐經驗，并將實施情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

（三）對授權國務院在自由貿易試驗區、33個試點縣（市、區）暫時調整實施有關法律規定問題分別作出決定。貫徹中央改革決策，在認真審議國務院相關議案的基礎上，常委會通過關于授權國務院在廣東、天津、福建3個新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及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關于授權國務院在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行政區域暫時調整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這兩個決定都是為推進相關領域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和支持，體現了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精神。

（四）對設立國家憲法日、烈士紀念日分別作出決定。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常委會通過關于設立國家憲法日的決定，以立法形式將12月4日設立為國家憲法日，規定國家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憲法宣傳教育活動。設立國家憲法日，有利于增強全社會的憲法意識，弘揚憲法精神，加強憲法實施。近年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通過多種方式提出設立烈士紀念日的意見建議，呼吁加強烈士紀念工作。為此，常委會通過關于設立烈士紀念日的決定，將9月30日設立為烈士紀念日。這是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之后，依法確立的第三個紀念日。國家隆重舉行紀念和公祭活動，極大地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常委會還依法決定批準我國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協定以及加入的國際公約13件，決定和批準任免一批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3月8日（星期日）下午3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關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的報告，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

[張德江]

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務。

全國人大常委會2015年工作的總體要求是：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依法行使職權、積極開展工作，充分發揮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的重要作用，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貢獻。

一、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堅持立法先行，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一）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必須把宣傳、樹立和維護憲法權威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事項抓緊抓好。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建立憲法宣誓制度。認真做好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工作，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

（二）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從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需要出發，突出重點、統籌兼顧，科學確定立法項目。一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修改證券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種子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廣告法等，抓緊研究啟動民法典編纂工作。二是健全民主政治立法，修改選舉法、地方組織法、代表法、行政復議法等。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研究修訂行政監察法。三是推進社會領域立法，制定社區矯正法、反家庭暴力法、中醫藥法、慈善事業法，修改食品安全法、紅十字會法，通過刑法修正案（九）。四是加強文化、教育、生態領域立法，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修改大氣污染防治法、有關教育法律等。五是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制定國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網絡安全法等。

（三）完善立法體制機制。發揮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建立由全國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方面參與起草重要法律草案機制，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加強立法工作力量，提高立法工作能力。加強人大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更多發揮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廣泛征求代表意見并認真研究采納。貫徹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精神，開展立法協商。健全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溝通機制，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加強立法宣傳工作。健全向地方人大征詢立法意見機制，探索建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制度。增強立法針對性，推進立法精細化，不斷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

六、深化司法改革，推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認真落實黨中央關于司法改革決策部署，制定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出臺65項具體改革舉措，全面推進各項改革，促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

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深圳、沈陽分別設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實現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決糾紛，方便群眾訴訟，同時便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審理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案件。在巡回法庭全面推行主審法官制度等各項改革措施，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使巡回法庭成為司法改革的“試驗田”和“排頭兵”。

設立跨行政區劃法院。在北京、上海組建跨行政區劃中級法院，辦理跨地區重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解決一些當事人“爭管轄”和訴訟“主客場”問題，促進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作用。

穩步推進重點項目改革試點。在吉林、上海、湖北、廣東、海南、貴州、青海法院進行人財物省級統管、人員分類管理、司法責任制、司法職業保障等改革試點，選取12個法院開展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試點，按新模式設立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珠海橫琴新區人民法院，為改革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健全審判監督指導機制。尊重司法規律，克服監督指導工作中的行政化傾向，取消對高級法院的統計考核排名，指導高級法院取消對轄區法院不合理的考核指標。加強司法解釋工作，制定司法解釋15件，清理1949年以來的司法解釋，廢止715件。發布指導性案例22件，統一類案裁判標準。全面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規范刑罰裁量權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帶頭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大幅減少審委會討論案件數量，強化總結審判經驗、決定審判工作重大事項職能，提高審委會運行機制透明度。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依法執行仲裁裁決，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效力，加強訴訟調解，各級法院以調解和當事人撤訴方式處理案件461.9萬件。

改革人民陪審員工作機制。提前完成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去年底全國人民陪審員總數達到21萬人，共參審案件219.6萬件。積極拓展人民陪審員參審范圍，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吸收人民陪審員參與審理倪發科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系人民陪審員首次參審重大職務犯罪案件。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

人民法院工作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對下級法院監督指導有待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有待進一步提高。二是一些案件裁判不公，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有案不立、訴訟拖延、裁判標準不統一等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對規避執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行為打擊力度有待加大。三是一些法官的司法能力不適應形勢任務要求，準確認定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妥善化解矛盾的水平不高。四是“四風”問題在法院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法官群眾觀念不強，司法作風不正，對當事人冷硬橫推；有的法官缺乏司法良知和法紀觀念，違背法官職業道德，甚至徇私枉法，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陷入司法腐敗、違法犯罪的深淵。五是隨著人民法院辦案數量持續快速增長，新類型案件大量增加，辦案壓力越來越大，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一線法官年人均辦案高達300多件，案多人少矛盾、人才流失問題突出；民族地區法院雙語法官短缺，辦案條件有待進一步改善。對上述問題和困難，我們將采取有效措施，切實予以解決。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

七、堅持從嚴管理隊伍，進一步提高隊伍素質

堅持從嚴治院，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懲處。各級法院共立案查處各類違紀違法干警2108人，結案處理1937人，同比分別上升154.3%和172.8%。扎實做好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整改工作。制定整改措施，深入整治“四風”和群眾反映強烈的“六難三案”問題。總結推廣陜西省富縣人民法院“群眾說事、法官說法”便民工作經驗，參與縣域治理。改進司法作風，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貫徹落實情況進行專項檢查，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干警196人。

著力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完善法官招錄、遴選機制,面向社會公開選拔高層次法律人才。最高人民法院從法學教授和律師等法律工作者中招錄5名優秀人才擔任法官，從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接收3人擔任法官。堅持按“好干部”標準選人用人，著力優化隊伍結構。最高人民法院培訓干警1.5萬人次，全國法院共培訓干警60萬人次。加強對口援藏、援疆、援青工作。加強民族地區雙語法官培訓。學習宣傳鄒碧華同志先進事跡，引導廣大干警自覺做公正為民的好法官、敢于擔當的好干部。各級法院共有316個集體、467名個人受到中央有關部門表彰獎勵。

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懲治司法腐敗。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對73名履職不力的法院領導干部進行黨風廉政問責。對當事人隨案發放廉政監督卡，開展廉政回訪。全國四級法院全部開通舉報網站，實現聯網運行和實時監督，及時處理舉報線索。認真落實“五個嚴禁”、司法巡查、審務督察、任職回避、防止內部干擾等制度。加大查處力度，在全國法院清查虛假訴訟案件3397件，立案查處307人。查處利用審判執行權違紀違法干警863人，其中移送司法機關處理138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781人，同比分別上升126.5%、36.6%和120.6%。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

八、自覺接受監督，促進公正司法

自覺接受人大監督。認真落實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代表提出的意見建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報告規范司法行為情況，根據會議審議意見，進一步加強司法規范化建設。建立健全與全國人大代表結對聯絡機制，組織開展代表專項視察活動，開通代表網絡溝通平臺和手機信息平臺，以座談、走訪、邀請旁聽庭審等形式聽取代表意見496人次，辦理全國人大代表建議147件。根據代表建議，加大對危害藥品安全、虐待少年兒童等違法犯罪行為懲治力度，回應群眾關切。

自覺接受政協民主監督。完善接受民主監督機制，及時向政協通報法院工作情況，積極參加全國政協關于司法改革的雙周協商，走訪接待全國政協委員115人次，辦理全國政協提案86件。加強與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的日常聯絡，通過調研視察、聯席會議等方式，認真聽取意見。

依法接受檢察機關訴訟監督。支持、配合檢察機關履行監督職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通報死刑復核案件，依法審理檢察機關對生效裁判提起的抗訴案件，認真對待檢察建議，及時糾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共同維護司法公正。

廣泛接受社會監督。健全新聞發言人制度，加強與媒體溝通，及時發布司法信息，接受輿論監督。聘請100名特約監督員和40名特邀咨詢員，加強對法院工作的監督。充分發揮最高人民法院網站、微博、微信和新聞客戶端的作用，用好“院長信箱”、“給大法官留言”等欄目，暢通民意溝通渠道。

央企高管接踵曬薪酬“限薪令”開始發力

■張 亮

“無論一小步，還是一大步，都代表了時代前進的腳步”。借用這句廣告語來點評近日央企高管接踵曬薪酬的現象，筆者以為還算貼切。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不時有來自央企的代表、委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曬出他們的薪酬變動情況。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通用技術集團董事長賀同新稱，按照2014年的稅前數字，他的薪酬大約下降了45%到50%；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劉振亞表示，沒有限薪時，其工資超過100萬元，現在的薪酬是公司降得最多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總經理陸啟洲更是直接曬出了自己的基薪“每月7800元”……

一時間，“央企高管薪酬真的降了嗎？究竟降了多少？”，再次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對于央企高管曬薪酬現象，可謂點贊與質疑并存。而在筆者看來，不管怎么說，央企高管說起薪酬不再“王顧左右而言他”，開始走出公開透明的第一步，首先是值得肯定的。

我們知道，高管薪酬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不僅通過法律“限高”，還通過透明化、公開化的管理對“越線”行為進行監督。但如何兼顧效率與公平、實現二者的平衡，卻是一件兩難的事情。

在我國，長期以來，央企高管及國有金融機構高管年薪普遍在百萬元量級，有的甚至高得離譜，廣為公眾所詬病。因此，加快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成為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的問題之一。

去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會議強調，堅持分類分級管理，建立與中央企業負責人選任方式相匹配、與企業功能性質相適應的差異化薪酬分配辦法，嚴格規范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分配。

我們欣喜地看到，今年1月1日，《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已經正式實施。改革首批涉及72家央企負責人，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組織部門任命負責人的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鐵路等19家企業。改革方案中所指的中央管理的負責人，包括了企業董事長、黨委書記、總經理、監事長以及其他副職負責人。

這次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規范央企負責人的收入，特別是工資、福利的收入，去掉或者限制一些過高和不合理的收入。

改革方案明確，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分為三部分：第一是基本年薪；第二是績效收入；第三是任期激勵。其中，基本年薪是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按月發放。績效收入要根據考核的情況，按照不同企業的經營規模、經營效益，在考核的基礎上進行發放，總的原則是不能超過基本年薪的2倍。任期激勵，是三年一個任期，在任期考核的基礎上，按照不同的系數來確定發放標準，不能超過基本年薪績效工資的30%。

可以認為，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開始破冰，看似一小步，實則邁出了難得的一大步。

當然，這一改革方案如何更加科學，需有一個在改革中不斷完善的過程。比如，有代表委員提出，國企高管薪酬改革應和他的身份、高管的產生方式相符。按照黨政干部方式任免的高管，應當參照黨政干部的薪酬來進行改革，而按照市場機制聘用的高管，像職業經理人，應該在服從市場規律的情況下進行改革。國企高管的薪酬改革還應更多地與其在企業中所做出的中長期貢獻結合等等。

而值得關注的一個最新動向是，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昨日就此改革方案答問時表示，監管部門、考核部門正在制定具體辦法，“大約是3月份，相關的配套政策就會出臺”。

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在路上。期待相關細則如期出臺！

中新社北京3月11日電 題：中國企業出海挑戰多 委員吁政府護航

中新社記者

2014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交易數量創歷史新高。在“資本凈輸出國”的新身份下，未來料有更多企業“走出去”的故事上演。

中新社記者走訪參加全國兩會的企業家委員，了解他們在“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的麻煩和挑戰。委員們希望政府能夠通過維護企業海外經濟利益、為企業爭取公平競爭環境、提供融資便利等方式為企業走出去護航。

不過，委員們同時提醒，企業在“走出去”參與全球競爭的過程中也要量力而行。了解投資目的國的風土人情，投資環境，做好風險評估。

企業家盼政府護航出海

2015年年初，墨西哥政府決定無限期擱置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羅高速鐵路項目。中國官方對此表示遺憾，并強調中國企業為參與該項目招標付出了很大的人力和財力。

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張玉臺委員表示，現在央企走出去會遇到一些國家的干擾、阻撓和破壞，只能根據當地的情況和具體的項目來做出決定。“要有思想準備，走出去不容易，尤其是剛一開始。”

張玉臺強調，政府無論從內政外交方面都要保護中國企業在外經濟利益，“以前我們在這方面提得不多，現在大家都比較重視”。

全國政協常委、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商務部原部長陳德銘委員也表示，國家需要在企業國際投資過程中，為它們創造一個公正和平等的環境。

2014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訪過程中見證了250多項合作文件的簽署，至少為中國企業帶來了1400億美元的大單。

上海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委員注意到這一點。他表示，國家領導人在出訪過程中加以背書，對企業，尤其是對民營企業走出去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希望我們國家領導人多為民營企業站站臺”。

走出去需更多政策便利

盼望得到政府“護航”的同時，企業家還希望官方能出臺更多便利措施，增加他們全球范圍的競爭力。

中海集團前董事長李紹德委員表示，企業走出去的一個難點在于資金方面，“現在一些海外企業競爭時在融資方面比我們更有優勢。(中企)可能比起國外企業，在獲得低息貸款、利率優惠等方面還是難一些”。

去年卸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的萬季飛委員也表示，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政府需要提供更多政策上的便利，簡化程序，在稅收、融資方面提供更多扶持。

除了更方便地走出去，企業家還希望能夠更順暢地“再回來”。郭廣昌委員表示，他所在企業在海外的公司有150億歐元對外可投資資產。和許多企業一樣，他們也希望能夠回到國內投資，希望國家能夠在政策上給予支持。

企業應量力而行修好內功

一些委員指出，很多時候，企業走出去的最大阻礙不在于國內監管，而在于對自身以及投資目的地的不夠了解。

中國銀監會前副主席蔡鄂生委員表示，監管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看，有時候“我國監管部門放開了，對方監管部門未必讓你進去，首先按照規則來辦”。

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委員也提醒企業量力而行，“比如云南的富滇銀行，在東南亞國家開設了分支機構——但是你讓富滇銀行去歐洲開分行，它能行嗎？”

萬季飛提醒企業注意“文化沖突”帶來的問題。他表示，有的企業僅僅由于得到目的國政府許諾的一些優惠條件，負責人甚至都沒有到實地考察過，就倉促決定投資，致使后期經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部分企業在境外項目實施的過程中，遭遇到推進緩慢、成本失控、簽證困難、不公平競爭、融資障礙等風險，致使項目難以為繼，進退為難，對中國的企業形象也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列席此次政協大會的美國華人社團聯合會主席鹿強以美國為例說，當地法律限制非常多，他掌握的情況，不少企業面臨大量的法律訴訟，這些訴訟來自員工福利、待遇及工作時間等各個領域。企業因此無法騰出精力全身心發展。

本地化策略是抵消文化沖突的一招好棋。聯想集團總裁楊元慶委員介紹說，聯想走出去過程中也交了不少的學費，“最大的啟示就是每個市場都有他自己的特點。所以你一定要借用本土的一些人才、資源去發展”。

一些來自香港的委員們表示香港可以發揮獨特作用。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委員表示，作為亞洲金融商貿航運中心，香港在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可以做超級聯系人的角色，“香港法律、會計、專業管理、技術等方面的專業人士都是我們的強項。”(完)

中新網北京3月12日電 今日上午9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

數十名省部級官員被法辦，一系列冤假錯案得以昭雪，司法體制改革破冰推進……回望過去的2014年，“兩高”可謂動作頻頻。

在今日的“兩高”報告中，如何總結過去一年工作，尤其是否會提及“呼格案”等冤假錯案，以及如何從制度上進行防范，都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另外，每年的“兩高”報告都會用相當篇幅提到依法懲治貪污賄賂犯罪的情況。在2014年密集“打虎”的背景下，今天的“兩高”報告會交出怎樣一份“成績單”，下一步又將有怎樣的規劃，值得關注。

今年是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此前2月下旬，最高檢、最高法先后出臺《關于深化檢察改革的意見(2013—2017年工作規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中國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

在上述兩份意見中，有不少改革舉措持續引發社會關注。

譬如，最高檢提出的“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檢察院”，最高法提出的“將鐵路運輸法院改造為跨行政區劃法院”。

再如，最高檢明確“建立檢察官懲戒委員會制度”；最高法明確，“在國家和省一級分別設立由法官代表和社會有關人員參與的法官懲戒委員會。”

而就如何防范干預司法，最高法提出，“推動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審判執行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最高檢則提出，“建立檢察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防止檢察機關內部人員干預其他人員正在辦理的案件。”

此外，就如何防范冤假錯案，“兩高”在上述文件中也已透露了相關信息。其中，最高檢稱將“健全冤假錯案防范、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并“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最高法表示，“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健全冤假錯案的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

今天，對于上述廣為關注的司法改革舉措，“兩高”報告是否會有更為詳盡的信息透露，各界關注。(完)

▲俞敏洪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常委，北京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政協舉辦記者會 5位委員就促進民生改善與社會和諧穩定答記者問

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第三場記者會昨日舉行。5位全國政協委員就促進民生改善與社會和諧穩定回答記者提問。

農村教師薪酬應高于城市教師

俞敏洪

被問及如何實現教育公平，把優質的教育資源帶給貧困地區的孩子，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俞敏洪建議，凡是在農村中小學教書的老師，在薪酬體系上應該比城市老師有20%—30%的上升。下一步工作實際是如何利用互聯網讓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走向農村。另外，每過兩到三年，讓優秀老師資源在不同學校之間流動，可以達成部分的教育公平。

提及創業，他表示，現在國家允許大學生休學進行創業，這是中國的一個進步。但他認為，不宜拼命鼓勵學生休學去創業，創業是有了想法確實要去做、不去做的話就會錯過時機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一個大學生沒有想法就去創業。

去年醫院傷人事件降低10%

黃潔夫

被問及醫患矛盾，全國政協常委、國家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表示，2013年是我國醫患關系特別緊張的一年，醫鬧、醫暴、殺人和糾紛特別多的一年。衛計委和公安部等五個部門根據中央的批示，對醫暴、醫鬧違法的行為采取了嚴肅的懲處。2014年在醫院里傷人的事件還有，但已經降低了10%。

我國制定了醫療糾紛處理的相關規定，用了“三調解、一保險”，即醫院內部的調解、人民的調解和法院的調解，還有一個保險，國家制定了一個政策，多方支付來解決醫療糾紛中經費的問題。經過這些綜合性的措施，去年醫療糾紛下降了8%。他表示，要“治本”一是靠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成功，要使人民群眾看病就醫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二要在全社會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深入人心。

養老保險結余3500多億

胡曉義

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稱，去年全國職工養老保險(不包括城鄉居民非就業群體)總的收入是25300億的收入，支出是21700億，收支結余3500多億，所以全國不存在收支不平衡的問題。

第一個原因是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比較大，撫養比即在職繳費的人和退休人員的比例差異非常大。第二個原因是老齡化速度，2013年全國老齡化率是14.9%，2014年的初步數據是已經到了15.5%。如果繼續下去，到2050年可能會面臨1.3個職工要養一個退休人員的結構。第三個原因是目前我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的階段，養老保險的福利剛性是始終存在的，這之間的差異也會造成一些地區收支不平衡。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胡曉義表示，一是繼續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改善撫養比，讓更多人來參保繳費。二是提高統籌層次，人社部正在制定職工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方案，通過更大面積、更大范圍的資金調劑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三是用積累的資金投資運營。四是拓寬資金的渠道。五是漸進式推遲退休年齡。

軍方在“中國大腦”扮重要角色

李彥宏

被問及中國大腦的提案時，全國政協委員、百度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表示，提中國大腦項目受了美國一些其他項目的啟發，比如阿波羅計劃直接刺激了硅谷的誕生。阿波羅計劃造成了對芯片長期、持續、穩定的需求，芯片的價格就在那幾年迅速下降，到了原來的1%的成本。

李彥宏稱，我國已經有很多年沒有搞過這種集國家之力的大型科研項目。他希望中國的國防產業、軍方能夠在這里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可能他們有一些經費，另外我感覺過去軍隊層面更多地是在自己的體系里做。很希望未來中國的民營企業、中國的科研機構和中國的國防產業、國防軍隊層面搞科研的能夠更加緊密地合作，真正做一些奠定未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在全球創新領域地位的事情。”

朱維群

達賴宣稱不再轉世是雙重背叛

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表示，最近達賴喇嘛高調宣稱他不再轉世，還宣稱達賴喇嘛世系要停止，實際這是一種雙重背叛。一方面，他在政治上是對祖國的背叛，因為達賴喇嘛的轉世需要經過一系列的歷史定制、宗教儀軌，而這個歷史定制、宗教儀軌每一個環節都包括了必須向當時的中央政府報告，得到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的批準。“達賴喇嘛的轉世也好，這個世系的廢存也好，決定權在于中國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達賴喇嘛本人。”

第二種背叛，是宗教上對藏傳佛教達賴喇嘛世系的背叛。朱維群說，這個事情也說明了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缺乏對藏傳佛教和達賴世系的起碼尊重。在他的眼里這個稱號僅僅是他搞分裂主義的一個杠桿、一個工具。

晨報記者 張璐 王歧豐/文

李木易/攝

兩會日程

3月12日

人大

上午9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報告；下午3時舉行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關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草案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新聞中心下午2時45分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絲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金琦就金融改革與發展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部分政協委員就“打拐”問題建言

今年兩會，不少政協委員將關注點放在“打拐”這個社會問題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銀行重慶營業管理部主任白鶴祥建議，免費為新生兒建立臍帶血和DNA庫，為兒童生命健康提供保障，并有效遏制拐賣兒童犯罪。

拐賣犯罪沒有根本遏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銀行重慶營業管理部主任白鶴祥昨日在小組討論中發言稱，前陣子他觀看了“打拐題材”電影《親愛的》，被尋子故事感動。這次他在會上提交了《免費為新生兒建立臍帶血和DNA庫》的提案。他說，目前平均每1000名兒童，從0歲生長到18歲，就至少有2名身患重疾。另外，近年來拐賣兒童犯罪行為沒有得到根本遏制。

白鶴祥說，目前我國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沒有具有血緣關系的造血干細胞提供者。尋找一份配型相合的造血干細胞大概需135天時間，很多兒童患者的病情已難以承受。如果在新生兒出生時將臍帶血保存下來，一旦需要則可隨取隨用。另外，如果能夠建立新生兒DNA庫，那么在給被收買兒童上戶口時，公安機關就可以通過比對數據庫中的DNA信息，確認兒童的真實身份，及時解救被拐賣和被收買的兒童。

財政可承受DNA庫經費

白鶴祥說，目前各地存儲臍帶血的期限和費用不等。北京臍血庫存儲期限為18年，采集費、每年維護費分別為5800元、520元。綜合來看，各地臍血庫存儲期限一般都在18年以上，自體存儲臍血的總收費基本在1.5萬元左右，平均每年833元。隨著科技發展，臍帶血檢測和儲存的費用都將降低。

采集DNA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通過口腔黏膜細胞提取DNA信息，每例的市場價僅為50元。全國每年新生兒申報戶口人數為1600萬至1800萬，按市場價每例50元計算，除了第一年適當添加設備外，每年投入的經費不超過9億元，在我國財政收入可承受范圍之內。

為此他建議，建立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通過立法，嚴格規范新生兒臍帶血、DNA的采集、管理及使用。初期先建立新生兒DNA庫，加大科研攻關力度，探索科學有效、費用合理的檢測和保存臍帶血的方法，逐步建立新生兒臍帶血庫。

他建議將其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制定嚴格的管理制度、審批程序，嚴禁向外提取數據，避免信息和個人隱私泄露。建立經費保障長效機制。對相關費用在預算中專門列支，建立監督檢查的長效機制。

重刑震懾拐賣婦女兒童者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廣播藝術團國家一級指揮滕矢初在小組發言時提到，丟失孩子給家庭帶來災難性后果，有的家庭在短時間內三位老人由于悲傷過度去世，有的家庭支離破碎。

與之相對比的是，當前國家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定刑還比較輕，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罰如果太輕，對犯罪分子沒有震懾力。”他建議，應加重刑罰，讓那些犯罪嫌疑人不敢以身試法，從而最大程度減少拐賣婦女兒童案的發生。

公民應配合搜救走失兒童

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文聯主席顧久在小組發言時表示，據媒體報道稱，中國是世界上較大的兒童被拐賣國，每年約有7萬個兒童被拐賣。“我聽說美國有亞當警報，如果兒童在超市失蹤，該超市必須即刻拉響警報，關閉大門，而所有公民有責任有義務配合搜救。”他建議，應用法律手段，制度化地保障對天下幼童的慈愛。“上有法律，中有政府，下有社會組織和公民的廣泛參與，相信有傳統美德的中國人能做到更好。犯罪者成本很高，發案率才會少。”

晨報記者 張璐

　　劉麗參加今年兩會前上網征集意見新華社/圖

“現在都說簡政放權，但我覺得做得不夠好。我開一個小小的足浴店，蓋了至少十個章。”全國人大代表、“最美洗腳妹”劉麗說。全國政協委員、合肥工業大學副校長趙韓認為，權力下放缺乏有效約束，應加大監管并推進中介機構市場化競爭。

開足浴店要蓋10個章

“我自己感受很深，就開一個足浴店，跑了至少十個部門，除了工商等常規部門外，還有一些我以前從未想到的部門，比如城管要來管廣告牌，甚至連環保也來了。”劉麗說，環保部門指定一家中介機構認證，交了錢之后也沒見人來查什么，但只有拿到該機構的認證證書才能通過環保審批。“現在都說簡政放權，可不可以將一些部門整合起來，讓老百姓少跑點路？”劉麗問道。

持類似觀點的人有很多。全國政協委員趙韓經過調研，認為放權的交接工作并不盡如人意。“目前，國務院已先手取消和下放了7批632項行政審批事項，約占改革前行政審批項目的1/3，但如何落實還是重要問題。”

2/3中介具壟斷性質

行政審批權下放承接的最基層是縣鄉兩級，但承接力量不足，基層又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約束。“這會導致一些牟利行為產生。”

與之類似的，一些中介機構存在事實上的壟斷，趙韓調查顯示，現有33類中介服務中有21項帶有壟斷性質，占63%。“比如大多數城市的環境監測實際上是由環保局的下屬單位承接，這些中介服務的結果是職能部門受理審批的前提。”

另外，審批權取消下放的力度不夠大，而且環節多、耗時長、費用高、手續繁瑣、往返普遍，這些行政審批的痼疾，并未隨著簡政放權改革得到根本緩解。

中介應引入市場競爭

趙韓認為，政府應統籌協調，進行系統培訓，最重要的是在下放夾層權力的同時也要讓其承擔對等的責任，“事中事后都要監督。”

目前，天津濱海新區、成都武侯區等地已對縣區分散在各部門的審批職能、人員編制和力量進行整合，成立行政審批局。“這種基層審批資源整合的做法應該推廣。”趙韓建議，推進中介機構的市場化競爭，打破壟斷，應盡快研究制定《中介組織管理條例》。

微話筒

“小貸公司審批，現在下放到各省市；但審批小貸公司至少一年，不能真正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比如要審查學歷、還要教育部證明學歷是真的；還要證明人在派出所沒有不良記錄。 ”

——全國政協委員趙宇梓說，下放的權力也要梳理，否則上面放了、下面流程還是很長，效果還不如不放。(安徽商報 特派記者張沛、汪日貴、馬翔宇、郜征、劉忠玉)

3月1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中新社發 廖攀攝

中新網北京3月11日電 (記者金詩雨)“兩會期間，委員們都接到過各種騷擾電話，這種信息是從何處透露的呢？不少委員現在都關注到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馮俊11日對中新網記者表示。

隨著互聯網技術及其應用的發展，大數據、云計算技術方式的使用，個人信息的價值不斷被挖掘、被使用，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日益增加。據相關調研機構發布的報告，去年全國的騷擾電話總數在200億通以上。而據騰訊移動安全實驗室的統計，去年騷擾電話的用戶舉報次數在4億次以上，總體呈梯度遞增趨勢。

馮俊認為，當前大數據概念十分火熱，大數據需要采集大量的個人信息，其中就會涉及許多個人隱私。如果對這些收集數據的行為與數據的使用不加以規范，一旦與互聯網傳播相結合，會導致嚴重的侵害個人權利的行為。大量個人信息泄露事件的出現，表明保護個人信息安全迫在眉睫。

馮俊分表示，國內初步建立了對個人信息和個人隱私權保護的法律體系，散見在相關法律條款、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中，但缺少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專門性立法，沒有一部基本的法律來全面系統地就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個人信息主體的權利、監管機構及其職責、個人信息和隱私權受到侵犯時有效的法律救濟等重要問題作出規定。

馮俊分析稱，在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方面，美國采取分行業保護的分散立法模式，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律規定散見于各部門法。歐盟模式則是一種政府主導下的個人數據資料的保護模式。以制定統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為特征，兩種立法模式各有利弊。他建議，國內可借鑒上述兩種模式各自的成功經驗，盡快形成個人信息保護的中國立法路徑。

“大數據時代，保護個人信息安全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它需要從法制建設、技術創新、監督管理、行業自律等多層面進行配套制約，建立起長效機制。基于當前我國大數據的發展趨勢和個人隱私保護存在的問題，為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落到實處。”馮俊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