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某專家考察精細化管理開展最好的日本，發現這種精細化的思想，其實早已根植于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一位中國教授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專家稱：“中日國民素質有30年的差距。”（《中國商業評論》12月20日）

　　在全球化的時代，每一個中國公民其實也是地球公民，理應在國際化的大家庭里學會取長補短，這樣才有利于我們自身國民性的改造和進步。然而，對于專家的這些觀點，筆者仍然有不敢完全茍同之處。竊以為，相關專家們有一個明顯的失誤，就是混淆了中日國民素質之間的“差異”和“差距”。

　　應該看到，專家在日本的見聞當中，確有許多值得國人深思的地方。例如，許多日本人很講究秩序，不亂闖紅燈；非常講誠信；尤其是非常注意環保，垃圾分類做得十分精心，環保的自覺性非常強。日本人還非常重視自主創新，在科技領域有很大成就。反之，當前，我們一些社會成員交通秩序意識淡漠，誠信缺乏，道德失范，缺乏環保意識，國民的整體科技素質也還偏低。對照日本人的這些優點，我們就應該看到自身的“差距”，深刻反省、學習。

　　但是，專家所看到的另外一些日本國民的行為習慣，與中國國民的某些行為習慣相比，就只能說是“差異”，而并不是“差距”。例如，在日本，男士平均結婚年齡是35歲，當父親的平均年齡是36歲。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別是職業女性。因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著職業生涯的結束。日本國民的壓力太大了，所以必須拼命地干。有位日本朋友說：“日本人不做夢，哪有時間做夢！”這里，日本國民的勤奮精神應該值得肯定，但有些地方就不能說是與中國國民素質存在“差距”，而只能說是“差異”。

　　再如，專家提到，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禮，一天到晚地鞠躬。大公司的高層也總是低著頭走路，微閉著眼睛，自我收縮，甘為渺小。這事實上是一種境界：把別人看得比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相比之下，號稱禮儀之邦、曾經長期以封建禮教治國的中國，如今倒拋棄了許多繁文縟節，人們見面也不再鞠躬，但竊以為，當前我國社會流行的握手禮節，更為簡潔，與鞠躬相比只是禮儀之間的“差異”而已。

　　更重要的是，日本大公司的高層低頭瞇眼走路，是否就意味著他們在謙虛的品質等道德境界方面“高人一等”呢？我看未必。事實上，日本整個民族憂患意識令人敬佩，從小學課本就告訴學生：這個國家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隨時可能被別人打垮。日本政治家始終認為外族強盛了，就一定會打進來，別人發達了，日本的生存空間就相對萎縮了。專家所說的這樣一種國民心態，與專家所說的日本國民平時表現出來的謙卑有禮恰恰相反。相比之下，我國國民更相信人與人之間“以和為貴”，提倡不同國家的人們友好相處，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包容，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等等。盡管我們也很需要民族憂患意識，但卻強調中國的發展不會威脅他國，他國的發展也是中國所樂見，共同發展才是目的。顯然，這就是國民之間的心態“差異”，而不是“差距”。

　　從根本上來講，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都有適合自己民族生存之道的行為準則。在全球化時代，夜郎自大、妄自菲薄都非正確的心態。在向別人學習的時候，也應客觀理性，分清“差距”和“差異”，對“差距”要急起直追，對“差異”卻更需求同存異。中國與日本都是文明古國，在漫漫的歷史長河里，也曾相互交流，創造了交相輝映的燦爛文化，在現實生活中，互相幫助與合作比單純的競爭更為重要。因此，僅僅憑點滴觀察，斷言中國國民素質與日本國民素質“差距”多少年，甚至所謂“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未免有失片面。（鄧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