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形式的“新穎”體現在此次對話把“戰略”及“經濟”兩大方面的議題“合二為一”，囊括在同一個機制下。在具體的對話過程中，又將這個對話“一分為二”，一條主線，兩條平行的對話渠道：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共同主持戰略對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共同主持經濟對話。

而且，這一對話比以前的“戰略對話”機制規模更大、涉及兩國部委更多。本國內部與兩國之間不同的部委的交叉協調，需要更加有效的“官僚統籌”。有的議題，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議題，涉及兩國的部委是多元的和交叉的，把這些相關部門都統籌到一個機制下進行協調，將會更有效率。

沈大偉說，在戰略對話方面，按照奧巴馬政府的最新思想，中美之間目前有四大戰略性的合作議題：氣候變化、能源合作、全球金融危機和軍控。沈大偉認為，此次對話，排在議事日程最前列的應該是上述四大戰略議題中的前三項。雙方在軍控方面的合作尚沒有實質性的打算。

在奧巴馬的國內改革日程表上，推動美國“潔凈能源與安全”改革是其任內最重視的工作之一，他的這一內政重點反映在外交上，就是與中國這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在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上進行合作。在這一點上，早在希拉里訪華期間就已經定了調：中美是世界兩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將把加強與中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作為外交重點之一。

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問題上，沈大偉認為，雙方將就各自最新的進展進行溝通。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雙方都已經出臺了一整套經濟振興計劃。從目前來看，中國的振興計劃是有效的，但美國方面的效果還有待觀察。

除了這些戰略性議題之外，雙方還將就一些國際問題進行交流，比如朝核問題、伊核問題等。在這些問題上，美國需要中國的支持和合作。在經濟層面，雙方將在宏觀經濟形勢、(美方的)貿易逆差、匯率、知識產權等方面交換意見。

沈大偉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有一個“長長的議題清單”，不過，由于這是該機制的首次對話，不要期待每個問題都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他認為，雙方就那么多戰略和經濟議題進行如此高層次的對話，“這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結果”。

沈大偉認為，如果說布什政府將中國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打了個問號的話，那么，奧巴馬政府則在這個表述后面打了個肯定的感嘆號。

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上任后首次出訪就到了中國；中美開啟戰略與經濟對話；下半年兩國元首還有可能進行互訪……這些都是美國重視中美關系的積極信號。

與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在奧巴馬政府更強調的所謂“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方面，中國承擔的是“全球性責任”。中國與美國是世界上兩大具有“領導力”的力量，中美雙方不僅在雙邊問題上要加強合作，更要在地區及全球問題上加強合作。

不過，沈大偉不認同“G2”這個提法。他不認為僅憑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就能夠“治理全球”，應對全球事務。他說，這種提法“很不現實”，“中美還需要其他全球伙伴”。

沈大偉用兩個“I”來形容中美之間的合作關系：“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和“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相互依存”指的是，中美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在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等各個方面都互有需求，合作共贏。所謂“制度化”，則不僅指中美雙方高層的對話和合作，還包括雙方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很快就要舉行的跨部門、跨領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就是雙方合作“制度化”一個很好的例證。

沈大偉說，中美之間目前已經有60多個對話機制，共達成過200多項協議，這種通暢的“制度化”，構成了中美之間穩定合作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