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樓’在市場里的說法是，有些老板把大量進貨砸在手里，又急需資金，于是就以最低的價格拋出。但是現在真有人跳樓。”莫斯科北方華人商會會長關百新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透露了這么一件事。

有一位中國商人想盡辦法把自己藏在貨柜里的100萬盧布賣貨資金提出來了，開車走出市場沒多遠就被幾個警察攔下。為了盡快擺脫糾纏，他拿出10 萬盧布塞給警察。可是警察一看一下子就能拿出這么多錢，肯定是條“大魚”，就要求其下車接受檢查，最終在車上把所有的現金給查出來“沒收”了。這名商人回到家連氣帶急，一時想不開就跳樓了。所幸樓層不高，只是受傷被送進了醫院。

關百新，黑龍江五常人，現在的身份為莫斯科新旭集團總裁，俄羅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盡管他在大市場已經沒有生意，但這一段時間也忙得焦頭爛額，幾乎把自己的幾攤子生意全放下來，希望憑借自己多年來在俄羅斯建立的人脈關系，幫助華商盡快、盡量把損失降到最低。

7月25日在使館召開的中國政府經貿代表團與華商座談會上，關作為協會負責人發言時頗有些不平：“我們中國商人從國內發的是合格的產品，并提供了所有的證明文件，結果到了俄羅斯境內華商連一張紙片都沒有得到，怎么貨物就變成了走私品？華商就成了走私犯？”他認為，就是那些非法經營的物流公司和清關公司把華商引入了陷阱。

90年代初，自稱“殺豬的出身”的關百新在遠東跑生意，“倒包”，在蘇聯解體物質匱乏的時期，他淘得自己闖蕩俄羅斯市場的第一桶金。

后來聽人說莫斯科的錢最好掙，“一件皮夾克能賣到你想象不到的價格，即使傻子也能賺到大把的美金，只要你手里有貨”。

關百新就在1995年用積攢的12萬人民幣批了6大包皮夾克，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發到莫斯科。在火車上顛簸了一個星期到莫斯科后，手拿提貨單到車站提貨時，卻被告知“貨丟了”。關百新一下子傻了，而他身上只剩下50盧布，連一張回家的車票都買不起。

當晚，人生地不熟的關百新找到中國人聚居的地方——“中國樓”，這些樓被最早發了財的中國人包下來，再轉租給中國商人一邊住宿一邊賣貨。鼓足勇氣敲了無數次門，遭到無數的拒絕，關總算遇到了一個好心的同鄉收留他住下，暫時有了落腳地。

那時候來莫斯科“淘金”的中國人沒有幾個會俄語，又怕被敲詐，被人搶，就一起扎堆，并雇俄羅斯保安把門。這些“中國樓”由于人群混雜，人貨不分，衛生條件差等原因遭到當地居民的投訴，最終被取締。

身無分文的關百新靠著幫人賣貨、借貨賣貨方式開始“自救”。每天一大早從別的華商手里借兩件皮夾克走到與“燕山樓”隔條馬路的“上八線”市場去賣。一個月后，關還上了住宿錢和飯錢。又過了一個月，關百新還上了所有的欠債。這時，他已經不滿足于街頭零售的小買賣了，他的眼光盯上了批發業務。

關百新把生意從“中國樓”轉到了麻雀山對面的“盧日尼基體育場”批發市場，并且掙到了“大把大把的錢”。

1998年，關又開始轉戰“一只螞蟻”市場，生意也越做越大。

但這時候，在市場做生意的風險卻越來越大。中國人之間互相壓價，俄羅斯對市場“封箱拉貨”事件時有發生。就在1998年11月，俄稅警部門查抄“兵營”中國商貿中心，華商損失近200萬美元。

“灰色清關”此時已經成為俄羅斯輕工業進口的非常規貿易方式。它一方面為俄羅斯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活力和投資，另一方面它為寡頭所控制，蠶食俄羅斯的財政稅收和輕工業發展。

2000年左右，普京任俄羅斯總統，打擊“灰色清關”更加嚴苛。關百新決定放棄以前的低檔生意，注冊自己的正規公司，開始轉戰餐飲、旅館、旅游業。目前新旭集團旗下有兩家酒店，多家公寓，還有汽修、建筑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