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個聰明的少年，對人彬彬有禮，從表面上看也并不拒絕某些“西方因素”——比如他就喝過筆者請他喝的可樂，而保守的穆斯林對飲用外客的飲料是有保留的，他甚至跟筆者說，喜歡看中國的功夫片，喜歡某個法國男歌星，這些都是一個正常少年的思維模式。然而談到拉登或“圣戰”，他就完全是另一個人，他執拗地相信“全人類”都應統一在“一個教義”之下，還咬牙切齒地咒罵美國，并不止一次地聲稱他要“炸掉華爾街”。據說，他的激進在同學中是出名的，以至于被人稱為“阿爾法”，也就是“頭兒”。

在西非，類似的貴族寄宿式學校并不少，這些學校的學生家境優裕，思想活躍，有更多接觸外界的機會，但他們的父母往往忙于工作，無暇關照其學習、成長，而學校的教育又呈二元化：普通課程的西化，和宗教課程的原教旨化，激進、極端意識通過宗教教師和互聯網，在這些富家子弟中廣泛傳播。盡管這些孩子的父輩往往是溫和派、自由派，盡管這些孩子本身對原教旨、恐怖襲擊等字眼似懂非懂，但在極端勢力的影響、誘導下，在好奇心、從眾心理，乃至簡單的偶像崇拜心態驅使下，很容易墜入恐怖勢力的窠臼而難以自拔。

應該指出，貴族學校畢竟是較為多元化的環境，在西非，更多普通乃至貧困的穆斯林家庭子弟，為了節省教育開支，只能把子弟送進免費施教的宗教學校。這些宗教學校近年來有許多被“基地”等極端組織所滲透，對學生實行系統化、全方位的極端思想“洗腦”，甚至成為變相的“恐怖分子培訓中心”，僅在西非，這樣的學校就數以千計，學生以百萬計。今年7月，也是在尼日利亞北部，一個叫“博科圣地”、名不見經傳的小型極端組織就依托這樣的網絡，在短短4天內，組織了席卷4個州的暴亂，導致600多人死亡，5萬多人流離失所。

很顯然，如果國際社會和有關國家仍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是疲于應付一個個“孤立事件”，或是時而麻木不仁、時而矯枉過正地在機場安檢環節上反復折騰，卻對產生一個又一個穆塔拉布的根源、土壤不加辨析，拿不出切實有效的應對之策，那么類似、或不怎么類似卻同樣產生危害和震撼的“孤立事件”，恐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國際爆炸性新聞，且人們或許不會每次都如此這般好運。（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