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波不止

自從馬拉斯科卷入納粹丑聞，質疑“人權觀察”組織公正性的聲音越來越響，馬拉斯科離職也未能平息這些聲音。

一家以色列報紙報道，“人權觀察”中東部門高級官員喬·斯托克是一名極端左翼分子，上世紀７０年代擔任一家雜志編輯，該雜志當年曾發表社論，稱贊１９７２年致使１１名以色列運動員和教練遇害的慕尼黑慘案。

面對指責，執行主任羅思辯解說，以色列媒體報道的事情發生于３０多年前，斯托克僅是那本雜志的７名編輯之一，他后來成為薩達姆的堅定反對者。

對于斯托克的爭議，“人權觀察”組織仍能以陳年舊事為由搪塞過關，然而該組織不久前剛招募了一名曾為極端反猶太主義出版物工作的人擔任研究人員，這就難以用同樣的邏輯來辯護。

除了用人不當，不少媒體和政治分析師批評“人權觀察”組織戴著“有色眼鏡”判斷一個國家政府或組織是否存在侵犯人權的行為，比如在巴以沖突中一邊倒地批評以色列。

《星期日泰晤士報》援引美國一名人權事務專家的話說，對于“人權觀察”組織來說，擁有足夠影響力是最重要的事。“人權觀察”組織總希望自己的報告能為美國政府所用，對那些難以引起華盛頓注意的議題缺乏興趣，“只有以色列能吸引他們的眼球”。

“人權觀察”組織的做法甚至招致“自己人”的批評。這一機構的名譽主席、創始人之一羅伯特·伯恩斯坦去年１０月撰文說，“人權觀察”組織如果繼續將批評焦點集中于以色列，“將嚴重損害自身聲譽和國際地位”。

《星期日泰晤士報》評論說，一直以來，“人權觀察”組織倡導透明、寬容和問責，但這一機構應對加拉斯科的納粹丑聞時顯然沒有做到這幾點，反將自身的一些缺陷暴露在媒體和公眾面前。其應對危機的方式之拙劣，帶來的傷害甚至大于丑聞本身。（林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