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們對抗生素濫用的反思仍在繼續，但超級細菌所帶來的恐慌和利好似乎已被市場消化完畢。在事件即將告一段落的時候再度回顧，不難發現，該事件與被一些人稱為“世紀騙局”的甲流疫情大暴發多少有著一些相似之處。

從去年5月份開始，擾攘了大半年的甲流疫情，在今年年初被歐盟下轄的最高決策機構歐洲理事會衛生委員會主席沃爾夫岡·沃達格質疑稱，流感的危害性可能被一些制藥公司刻意夸大，甚至安排“自己人”促使世衛組織降低“甲流疫情大暴發”定義的門檻，促使世衛宣布疫情大暴發，從而使這些公司得以賺到數十億英鎊。

《英國醫學期刊》雜志發表《利益沖突，世衛組織和流感“陰謀”》，指出參與評估去年甲流警戒級別的專家———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阿諾德·蒙托一向與相關制藥企業有密切的經濟往來。該期刊編輯德波拉·柯恩對媒體透露，參與過羅氏公司達菲推廣的流感專家都是一些為重要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歐洲醫學機構和各國政府提供專家建議的重要人物。而參與制定《流感大流行計劃：世衛組織的角色和國家和地區計劃指南》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病理學家弗萊德·海頓，在2004年年底之前，一直接受羅氏制藥的研究資助。

資助相關的學術研究項目，研究結果一旦有利便說服權威部門一同開展宣傳攻勢，從而刺激產品銷售，這種營銷方式百試百靈，跨國藥企也樂此不疲。

在一家美資跨國藥企任大區經理的陳先生告訴羊城晚報記者，跨國藥企為了產品而在全球各地贊助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這在業內是相當普遍的做法。“這么做也正常，作為學術機構，開展一個研究項目花費巨大，往往需要藥企的資助。”

但陳經理認為，與商業賄賂不同的是，商業賄賂通過支付醫生回扣實現非法營銷，如強生曾支付了總額數千萬美元的回扣，促使養老院向患者推銷更多的強生抗精神分裂癥藥物及其他藥物。而資助學術研究則是通過合法的資助來達到商業的目的。“研究出成果了，對人類健康也是一種推動。只是難以撇清的是，即使研究的過程和結果都是獨立的，但其研究結果只要是對贊助方有利，一經發布，定會給贊助方帶來極大的商業利益。藥企看中的也正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