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規避風險？

目睹慘劇悲痛難抑的人們，都試圖找尋一個剖析的角度。在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郭巍青看來，事件給予人們的啟示是——用著名經濟學教授、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的話來說，在全球化條件下，一切價值都要重新打量。香港游客的悲劇，根本教訓是，人民的生命安全，需要決策機制的根本改變。

對于這次的菲律賓劫持事件，郭巍青認為是全球化帶來的結構性矛盾與風險。“別以為這是很深奧的概念，其實就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市場進步和技術進步，與國家治理能力之間，出現了巨大斷裂，它會吞噬人的生命。”

“市場力量把香港游客帶到菲律賓馬尼拉那個廣場上，但極其不幸地與一樁本地糾紛相交叉。地方事務劫持了全球市場，造成安全危機。”而問題是，“事情必須交給國家來辦。明明是我的人被你的人侵害，但是我不可以干預你的主權，地方長官不可以給總統打電話，不可以提要求，只能回頭通過極其復雜的程序做出政治決定，再通過外交管道，發出信號。中間有無數完全不透明的暗道機關。”

“于是所有人都通過最先進的傳播技術看到，龐大的國家機器以及國際關系的機器嘎吱嘎吱運轉了14個小時之后，竟然是滿座鮮血，一車破碎，8位無辜者魂斷馬尼拉。”

郭巍青認為，問題不僅在于菲律賓這個國家本身。“問題在于，統一的全球市場帶來的福利與機會，因為沒有一個同樣統一的全球機制來保障，結果就變成風險。讓我們設想一下，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一旦陷入困境，能不能有全球范圍的專業隊伍來解救（需付費）。也許很多人覺得這是匪夷所思，其實，這是想象力欠缺問題，甚至是一個基本知識欠缺問題。因為，全球治理的需求與現存國家制度的矛盾，在理論界已經討論了起碼20年。就原則上說，如果可以有世界貿易組織，如果可以有世界銀行，如果可以有聯合國維和部隊，為什么就不能想象也可以有，比方說，‘聯合國反劫持機動大隊’？”

“換句話說，并不需要菲律賓強大，也不需要中國強大。需要的是相反，在全球旅游市場上，需要每個國家放棄和讓渡一部分主權，并且廣開資源，組建全球游客的安全保障機制。需要每個國家協助這個機制，用非政治方式，用最好的技術，救人于水火。”他表示，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終于允許國際救援力量的進入，標志著我們在根本思維上的一項重大進步。這才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國家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