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恐懼

“這是一件不幸的事，Jessie已經去世，不會再回到學校上課，但她會得到安息。雖然我們會傷心和難過，但我們應該更懂得珍惜生命，積極生活，好好地愛護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Jessie(梁頌詩)生前就讀的學校，班主任面對同學們的悲痛，以及對于死亡的恐懼，說了這樣一段話。

9月1日是新學年開始的日子。但在開學典禮來上，卻缺少了幾位學生的身影。他們就是此次人質事件中遭遇不幸的幾個孩子：已故的梁頌詩、梁頌儀，幸存但未復學的汪氏姐弟和傅澤賢。

許多孩子通過傳媒報道已經了解到這次發生在暑假的人質事件，加上許多小朋友也認識當事人，所以受影響的學生范圍非常廣。有些孩子對于事件難以理解，不愿意上學，生怕一離開父母就再也見不到他們；有些認識當事人的孩子，由于傷心，開始變得沉默，不愿與人接觸；年紀小些的孩子由于受了驚嚇，甚至會行為倒退，出現尿床和過度依賴的現象……

相關學校評估了事件對學校學生的影響程度后，專門給家長發了信并對課程表作出了調整，以便安排班主任輔導課。香港教育局也為每個學校都派出了專門的教育心理專家。這屬于教育局危機應變小組的一部分，每逢學校內發生任何事故，比如老師或學生傷亡，這個小組就會啟動，專門為學生和教師提供心理輔導。

失去了雙親的汪氏小姐弟，至今還與姑媽一家住在一起。剛回到香港時，兩姐弟的情緒非常失落，見到父母生前用品，比如父親常用的背囊，也會傷心落淚。因此，照顧他們的姑媽一家會盡量避免談起這次事故，以免他們傷心。等他們情緒平穩后，也帶著他們一同逛街吃飯，盡管在記者與姑媽談話時，兩姐弟一直躲在親人身后，一言不發，但態度還是友善的。社會福利署的心理學家與姐弟倆交談后認為，雖然他們的心情已經逐漸平息，但還沒有到可以復學的階段，需要等雙親喪禮過后再觀察。

荃灣官立中學已經在開學前安排了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工到校，為15名汪綽瑤的好友設立小組工作坊，一起定了計劃，協助綽瑤重返校園。

在開學典禮上，荃灣官立中學和許多學校一樣，安排了一分鐘默哀儀式，表達全校師生的哀思。校方也邀請了“童軍知友社”的督導主任，以“生命教育”為題向全校演講，鼓勵學生積極面對人生，加強逆境自強的能力。教育心理學家和社工也出席了集會，觀察學生的表現，希望能及時支援情緒有困擾的學生。

“直接認識死傷者的兒童，他們的焦慮就更大。因此需要學校提供一些紀念儀式，如追思會、悼念儀式等，讓他們有渠道去悼念死者，為生者加油，把傷痛情緒轉為正面力量。”劉家祖醫生認為。

從劫難發生的那一刻開始，香港政府與社會所組織起來的心理輔導專業隊，在第一時間介入，并迅速全方位、多層次展開行動。早在1971年，香港政府就聘請了全港第一個臨床心理學家開始為市民提供服務。但最初，這種服務并不為人接受。1993年除夕，蘭桂坊發生人踩人的慘劇，多人死傷，消息震撼全城，但在心理學會為市民組織的特殊事故壓力解說會上，市民反應冷淡，到場的心理學家比事件中的受害者還多。如今，不幸遭遇變故的香港市民，已經離不開專業的心理輔導。

美國發生“9·11”事件當晚，紐約市市長在接受CNN訪問時曾說過一番話，令人印象深刻：“這樣的災難，發生在紐約市，當然是大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這件事發生在世界上為此類事件已做出最好準備的城市。”

那么，假如劫難發生在這里，我們的城市，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