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億總中流”

1970年3月，就讀于早稻田大學的卓南生給新加坡《星洲日報》發回關于日本大阪世博會的報道：“負責‘日本館’的一位官員振振有詞地說：‘要看原子彈轟炸遺跡的人可以到廣島去看，這兒是屬于未來，日本只想向世界夸耀諸如新干線之類的東西……’”

這位官員的振振有詞印證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的說法：“自明治維新以來，趕上和超過西方國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壯的愿望。”現在，時機到了，1955年以后的歷屆首相都制定了長期的經濟計劃，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當年聲稱要“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通產省的強力推動下，紡織、鋼鐵、機械器具、石油產品、精密儀器的生產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開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來比喻這種政府強硬的產業政策指導下運行的經濟體。對于日本人來說，為了重點加強對西歐各國有競爭力的戰略產業，就必須將優秀人才集中于這些產業，為了選拔出優秀人才，孩子們就必須參加激烈的競爭，因而學校成了所謂“受驗地獄”——這種舊時的印象直到現在還被一些中國人用來自我安慰和解嘲。

1960年代初，法國總統戴高樂提及池田勇人時還輕蔑地稱之為“那個半導體推銷員”，不出幾年法國就被日本超過。到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二號強國，日本制造打遍西方無敵手，連美國媒體也開始擔心。1971年5月10日，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時代》封面，標題是“如何應對日本的經濟侵略？”

然而這只是硬幣的一面，人們會問另一個問題：有多少人分享了經濟起飛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這趟疾馳的新干線列車拋下？

日本給出的答案是：1億總中流。從1955年開始，日本社會學界進行全國的“社會分層與流動調查”(SSM調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調查者認為自己屬于中流階層，而來自日本政府“國民生活輿論調查”的數字則是接近90%。1984年，東京大學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間大眾的時間》里寫道：“就一般趨勢而言，藍領與白領的區別應視為古典資本主義時期的一種惰性，將逐漸失去其存在意義……”

“主要是稅制。”日本一家主流經濟報紙的記者認為這很好解釋，“日本最大的稅源是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有錢人要交很多稅，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遺產稅也很厲害，很多人幾乎承受不了……決定稅制的是日本很優秀的官僚，他們畢業于名校，有這個理想：日本社會應該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財團會長笹川陽平年輕時交稅最高曾達到收入的80%，“那幾乎就是拿一個手續費了！收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穩定社會情緒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77歲了，我死后我的房子就要賣掉交稅，不然會有很多麻煩。”

笹川陽平曾多次造訪中國，“我常說，日本是國家財政赤字，但老百姓過得還可以，中國也許正相反吧。當然，鄧小平先生的先富論是沒有錯，但可能他也不會想到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會這么大。今后中國應該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社會福利方面，包括醫療、食品安全等等，這才是一個國家真正富裕的標準。”

日本工會總聯合會前代表世森清從勞動者的角度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從1955年開始，日本的勞動者開始聯合起來，向資方提出漲工資等要求，由于日本的財政年度到3月31日終結，所以抗爭多在櫻花開放前的早春，是為“春斗”。“戰后日本多有勞資沖突，受到懲罰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說，“1950年前后，日本通過了勞動組合法、勞動基準法、勞動關系調整法等‘勞動三法’，組織權和罷工權從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過勞資談判，雙方又通過一個被稱為“生產力三原則”的協議：首先，雙方同意沖突對彼此無好處，應該坐下來談，以建立勞資協定；協議制定后，資方可以給勞方一個長期雇傭的承諾；保證利益在經營者、勞動者和消費者間公平分配。對于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說不》里說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就像一個人結了婚，即使生了一個身體有殘障的孩子，仍要一輩子照顧他一樣，是不能輕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員工，由于了解所謂的命運共同體，因此，為了將來，‘現在’可以忍耐。當公司方面若提出為了將來，想將盈余轉增資，或投資于設備時，工會組織不會無理取鬧，而有和解、妥協的余地。”

在日本采訪期間，我們好幾次聽到這樣的話，“日本人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極低”，而常被拿來的例子是，日本最窮的沖繩，人均收入也達到了最富有的東京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