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三國間已有成熟的環境部長會商機制，一些政府層面的環保合作已經啟動，包括日本和韓國對華進行環境治理技術支持，建立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等。但是孟偉認為，過去三國間的合作著眼于污染治理和環保產業的發展，主要是日本和韓國向中國輸出產品和技術，日本核泄漏事故以后，目前中日韓三國間環保合作的緊密程度已遠遠跟不上需要，其空間和內涵都需要進一步加強。

“因為日本的核電事故，現在各個國家都在檢查各自的核電安全，今后的安全檢查應該會更加苛刻。”金明子說。

孟偉認為，除了各國加強各自的核安全檢查以外，確保核安全的共同減災機制應該放到三國環保合作的突出位置上來。具體而言，中日韓三國應該盡快就核設施建立“統一的設計標準、統一的技術規范和技術導則以及統一的應急方案。”

“就福島核電站事故而言，如果日本政府保持信息透明，積極配合，國際社會完全有能力控制次生災害。”孟偉說。

中曾根康弘建議，應考慮設立三國綜合防災的常設機構，對包括應對地震、海嘯和核安全在內的問題進行協商。“可將其總部設在因經歷了阪神大地震而積累了豐富經驗的神戶市，未來可將其發展成為整個亞洲的防災對策協商機構。”

此外，代表們認為，中日韓三國面臨能源資源短缺這一共同問題，在安全發展核能的同時，應該建立共同儲備能源的合作機制，以及能源融資合作、技術合作、信息合作和協調開發管理。

代表們認為，盡管三國在能源安全上面臨的局面存在差異，但相互合作仍是主流。中日韓三國應該著眼今后十年、二十年能源消耗的需求，從能源供給、能源安全多個角度，從區域協調的層面加以統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