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郭喜軍在“五·六”火災起火點前。攝影/王鴻良

"誰也沒想到"

災難發生了。

在抗擊災難的同時，人們自然還會想到追究災難的責任。

“五·六”火災過后，當時的林業部部長、大興安嶺地區專員、漠河縣縣長從上到下全被撤了職。更有很多人受到輕重不一的各種處分，還有一些人受到了刑事處罰。

責任是一定要有人來承擔的。然而20年后本報記者趕赴哈爾濱、加格達奇、漠河采訪一些當事人，回顧當年的歷史，得來的感受是，當年那場大火，很難用哪些人個人的責任來描述。除去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外，20年前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社會管理水平，對森林火災嚴重性認識的普遍不足，這些綜合因素是災難發生更重要的原因。

1987年，改革開放還不到十年，“總的來說，國家還是窮啊。”張舉這樣說。在森林防火方面，雖然各級政府也是十分重視，但資金投入還是遠遠不夠。這樣不但造成防火硬件設施不足，防火社會管理水平也相對低下。

“五·六”大火的起火點事后認定有五個，都是人為原因造成的。最重要的起火點在古蓮林場，直接肇事者叫汪玉峰，是到林場干活剛剛13天的一個河北農民。他啟動割灌機引燃了地上的汽油，割灌機也著了，當時如果他脫下大衣一捂，火就可能被撲滅，可汪玉峰卻拖著機器跑了七八米，等他叫人來時，火已經著大了。另外四個起火點，都是野外吸煙造成的，而這其中又有三處都是被稱為“盲流”的外鄉人所為。 “企業管理混亂，規章制度廢弛，職工紀律松懈，違反操作規程，違章作業。”這是當時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關于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事故和處理情況的匯報》中，分析火災原因的重要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