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庭榮分析，目的的正當性與采訪手段所受壓力是呈反比的。默多克所面臨的此次危機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失衡，“當目的很正當的時候，手段受到的壓力比較小。但當目的不是那么正當的時候，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竊聽丑聞不斷被放大是因為這次行為偏離了民眾的利益，這種非常規手段的使用沒有能夠與采訪的目的達到有效的平衡。

美國新聞史上著名的“水門事件”對真相的揭露，記者就采用了非常規的采訪手段。但是“水門事件”目的的正當性卻壓倒了一切，人們在關注重大政治丑聞的同時，就忽略了正當目的背后出格的采訪手段。

而《世界新聞報》竊聽的目的就不太正當，比如揭露王室的花邊新聞、刪除被害者語音留言，這與公眾利益相距較遠，甚至是相背離的。這樣一來，滿足部分受眾欲望的傳統手段就容易被質疑。

按照專業主義的操作手法，一些揭丑的新聞或者對公眾利益有促進的新聞，都必須采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才能揭露真相。但是這種手段夸大化以后，就突破了一些底線，一些社會公認的標準，產生一種權利的侵害。《世界新聞報》記者的竊聽行為正是一種被夸大化了采訪手段，因此飽受詬病。

“眼下英美等國的民眾擔心這種竊聽的手段用于自己身上，其實這種憂慮是被放大了。”支庭榮解釋，普通的公眾，媒體一般不會感興趣。真正面臨危機的是政府機關的某一些人，他們憂慮自己不規范的操作可能受到小報的威脅，企圖利用老百姓對王室傳統的尊敬，利用受害者的擔憂情緒，將其發展成為一個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