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門”事件也反映出西方社會津津樂道的新聞自由的脆弱。西方新聞自由主義理論認為,任何人都有權發表言論,而無須政府的同意;媒體的存在目的是知情、娛樂和銷售商品;媒體的主要責任是幫助發掘真相,做一個監督社會和政府的“看家狗”。在“竊聽門”事件中,《世界新聞報》正是打著所謂的滿足公眾知情權的旗號,以竊聽這樣一種被視為侵權的方式采集新聞,也暴露出西方新聞自由缺少有效的約束和保障,不可避免地陷入令人尷尬的悖論。盡管早在2007年,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聞報》就傳出了由于竊聽英國王室兩個王子的電話,其報紙主管因此而判刑入獄,但因為其行為背后隱藏著對公眾人物的大眾知情權,那場竊聽事件沒有擴散為“竊聽門”。此次由于其肆無忌憚的竊聽而干擾了警方解救被綁架的平民女孩,女孩遇害,引發民眾憤怒,更多的竊聽丑聞被披露，動搖了默多克在英國媒體行業中的統治地位。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傳統媒體間的競爭也更趨激烈,如何堅守新聞操守,規范新聞自由,是默多克屬下的《世界新聞報》“竊聽門”事件留給西方新聞界反思的話題,也應給我國新聞從業者帶來警示與思考。

(吳玉蘭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