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新聞自由”是天使還是魔鬼？

從《世界新聞報》發端的“竊聽門”事件正在持續發酵，并挖出蘿卜帶出泥：英國的另兩份小報《每日鏡報》和《人民報》也開始被懷疑牽扯其中，曾擔任其記者的希普韋爾向《獨立報》坦言，“不論是《人民報》還是《世界新聞報》，電話竊聽其實相當常見。”而年初才接替拉里?金擔任美國有線新聞網談話節目主持人的英國知名媒體人皮爾斯?摩根也被扯了進來，因為摩根當年也曾出任編輯，“難以想象他對此一無所知”。

面對突如其來的風暴，簡單的一棍子打死，或者盯住新聞集團不放，或者硬著頭皮袒護，似乎都不是理想的應對方式，畢竟如媒體所說，“艱難的新聞監督路上，沒有一家報紙的關門值得慶祝。”“竊聽門”背后，凸顯了實踐“新聞自由”之路上的各種糾結，如何在市場價值、社會責任、個人權利等諸多重要目標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均衡點，考驗著包括傳媒大亨、媒體人、政府以及公眾在內的所有人。

簡單地將“新聞自由”奉為天使，抑或貶為魔鬼，都是非常粗糙的，如何辨證分析與看待這個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對奮斗在走向和諧社會之路的中國，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以制度化的方式探索并建立權力、資本與新聞自由的均衡點，無疑是“竊聽門”事件帶來的第一個啟示。“新聞自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當作不言自明的普世價值，源于人們在市場經濟生產方式下產生的美好預期：用“新聞自由”這“第四種權力”，作為監督和鉗制權力，避免權力的共謀，來損害其他主體的利益。同時諸多先驅者真誠的相信，“自由”的機制，能夠讓各種信息通過交鋒和辯論，推動人們去認知真相，最終達至某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但顯然“新聞自由”不是存在于紙面上，抑或者存在于真空之中，現實世界中的新聞自由，必然是以某種生產方式為基礎，并與之相適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