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資本的新聞自由

就此而言，任何媒體都面臨著“社會責任”、“商業收益”、“與權力的關系”三者間的博弈。按照教科書的解釋，理想的新聞自由，毫無疑問社會責任應該是占據壓倒性優勢的，即使以爆料為主的小報，似乎也不宜偏離過遠。默多克惹出的麻煩，恰恰是“竊聽門”中顯示的，“商業收益”壓倒了一切，“社會責任”變成了無限制挖掘各類隱私“合法化”的外衣，“與權力的關系”則通過各種公開或灰色游戲，與權力共謀，為挖掘隱私創建必要條件。

這時的新聞集團，這種類型的《世界新聞報》，已經不是媒體，而是媒體化的資本，它實踐和追逐的已經不是真正的新聞自由，而是資本的新聞自由。英國民眾、媒體同業以及其他各種的強烈反彈，與其說是針對默多克，針對《世界新聞報》，不如說是針對無限制擴張的資本邏輯本能的反彈。放任這種擴張的后果大家都很清楚，當然同時值得思考的是，允許資本擴張到這種地步的，正是公眾本身。相比而言，同樣由新聞集團在美國運營的某些媒體還沒有走到《世界新聞報》這么遠，公眾的偏好與取舍，功不可沒。

關注默多克，透過“竊聽門”看“新聞自由”，不是因為獵奇，而是因為利益相關。中國同樣在追求完善自己的“新聞自由”，因為從“孫志剛事件”開始，直到最近的溫州動車追尾，各種公共事件中，蓬勃發展的新聞監督，已經成為一種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力量。但“竊聽門”展現了“新聞自由”失去控制，或者被資本掌控后可能展現出的某種極端情況。一種回應可能是，中國的新聞監督還沒有充分發展，因此無需擔心。這多少讓人想起“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如何未雨綢繆，完善各種安排，確保媒體發展，以及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實踐，建立并完善一個相對健康的輿論環境，恐怕是每個人都需要認真思考并仔細實踐的問題。就此而言，借助“竊聽門”，透視和反思“新聞自由”，對當下的中國，是彌足珍貴的機會，應該而且必須好好把握。▲(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