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歷史認識問題系日本與鄰國關系“夾生飯”

二戰結束，人類用血的代價戰勝了德日意法西斯，中國人民以3000多萬條生命的慘重犧牲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成為正義戰勝邪惡的國際法定讞。然而，總有一部分右翼勢力是心有不甘的，對戰敗的結果是不服的。受政治體制與國際局勢的制約，過去60多年間，日本社會對歷史問題的認知總體上是回避多于正視，不肯作徹底反省，歷史認識問題成為日本與鄰國關系中的“夾生飯”。

冷戰之后，在長期揮之不去的泡沫經濟的陰影之下，日本政治趨于保守，政壇上回避戰爭責任、以鄰為壑、反過來轉嫁亞洲鄰國的動向十分明顯。其“遠交近攻”“脫亞入美”的戰略取向使日本在亞洲失去了朋友，陷于孤立而不能自拔。特別是它在國際上綢繆“入常”、想成為政治大國的抱負屢屢受挫，國內朝野惡斗，一年換一個首相，再加上“311”地震這等煩心事，當局很容易被貌似神勇、實則愚莽的右翼勢力引入歧途。釣魚島問題的突顯，實際上就是日本當局被中日關系中那些負能量綁架的結果，是其戰略把握能力失控的鋌而走險。

日本并非沒有對于中日關系的重要性有深刻認識、為發展中日友好關系而戮力抗爭的有識之士，問題是這些正能量，每每被當政者的違憲行為和重振武運、再度稱霸的全民動員所抵消。1972年簽署《中日共同聲明》時，原本有“中日兩國反對霸權主義”的反霸權條款，日方就有一部分人主張把這一條款從和平友好條約中刪除，使談判陷入僵局，直到1978年8月，巧妙繞過了反霸權條款，才最終實現了友好條約的締結。所以說，日本國內對戰敗結果不服、對反法西斯戰爭之正義性和合法性構成挑戰的勢力始終存在。上個世紀末，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更彰顯了日本企圖憑借自己強盛的經濟力并吞八荒的野心。他們說，“政治家最重視選區，而我的選區是全世界。”“正因為我們制造并提供了全世界人們喜愛的產品，所以我們被選中了。”咄咄之勢，如何了得！這次，石原慎太郎的“購島”動議一經拋出，有那么多的人響應認捐，執政當局樂觀其成，推波助瀾，更證明了負能量的不可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