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性侵案反映印度快速城市化經歷“陣痛”

當地時間1月3日，印度大吉嶺，約600名樂手集體進行吉他演奏，悼念23歲的輪奸案遇害女大學生。

當地時間1月3日，印度新德里地方法院對印度黑公交輪奸案嫌犯進行庭審。圖為當地法庭外警方嚴密檢查旁聽者以防不測。

原標題：觀察：性侵案反映印度快速城市化經歷“陣痛”

中新社北京1月5日電 中新社記者 李亞南

辭舊迎新之際，印度接連發生的數起惡性強奸案使全國陷入悲憤、抗議和反思之中。中國南亞學會會長孫士海5日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印度性侵案的高發生率、岌岌可危的婦女權益和社會安全狀況反映出該國在大規模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所經歷的“陣痛”。

為什么本應是“首善之區”的一國首都新德里近幾年強奸案發生率持續上升，直至被冠以“強奸之都”的惡名？許多印度民眾在為去世的遭輪奸女孩祈福，為提高婦女權益和改善司法體制進行抗議的同時，也對整個國家根深蒂固的社會心態進行了更深刻的思考。

有分析認為，“印度新年現舊丑”反映出該國女性一直以來生存狀況之差；也有觀點強調，強奸案審理程序繁復暴露出印度司法警察系統改革迫在眉睫；更有輿論質疑，印度“所謂的民主體制”到底是進步還是失敗。

孫士海指出，印度特殊的種姓制度和嫁妝制度是導致該國女性地位低下的兩個重要的文化背景。雖然直至2012年7月，印度的總統和執政黨國大黨的現任主席均是女性，下議院議長和3名內閣部長也是女性，但處于偏遠農村地區的大部分婦女還是在歧視中從事著原始繁重的工作。

“除了婦女地位普遍較低外，印度性侵案發生率的上升也與該國大規模快速的城市化有關。”孫士海認為，隨著印度城市的發展建設，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這些人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法律意識較淡薄，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況也較差，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城市犯罪率的上升。

“較傳統而言，社會的現代化往往會帶來一些不穩定因素”，孫世海將這解釋為“由特殊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此外，由于印度社會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對于社會暴力的“吸收性”也較強，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從客觀上縱容了違法犯罪現象的增加。

但在此次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印度政府似乎不敢再“大意”了，迅速出臺了一系列保護婦女安全的措施：不僅在新德里主要交通路段、娛樂活動場所提高警力，還承諾分配3條數字電話線路以幫助女性求助，并建立一個在新德里以及全國有過強奸罪前科者的信息數據庫。此外，由政府任命的以大法官維爾瑪為首的法官委員會目前正在對印度反強奸法律進行重新審查修訂，以加快針對女性犯罪的司法審理速度并實行更嚴格的處罰。

孫士海認為，印度政府公布的新措施將產生一定的威懾作用，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印度犯罪案件頻發的問題。印度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法律的有效實施離不開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設，而這恐怕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

目前，印度多地民眾對政府的抗議仍在持續。在孫士海看來，這反映了印度民眾自我保護意識的覺醒，抗議示威活動表達了印度弱勢群體的強烈訴求，對腐敗的官員及法律制度形成了沖擊，促使政府更有效作為。

孫士海表示，“新德里‘強奸之都’的形成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同時也是經濟社會急速發展帶來的一種現象。印度社會在緩慢地進步中，隨著其現代性的提高，該國的安全與穩定狀況料將慢慢好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