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建設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黨的建設歷來是我們黨十分重視的問題。新中國60年來，加強執政黨建設的經驗教訓很豐富。對這個問題最富積極意義的創造性地探索，主要在四個方面：

　　第一，關于黨的性質和宗旨。七大開始講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建國后的八大黨章基本上是七大的說法。“文革”時期的九大黨章和受“文革”影響的十一大黨章，強調黨是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先鋒隊組織。直到改革開放后的十二大，才認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至于黨的代表性，七大黨章講“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此后的黨章，沒有涉及這個問題。直到十二大黨章才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這個表述，一直沿用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才加以改變。十六大黨章根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黨的性質和宗旨作了新的表述，對黨的先鋒隊內涵講得更全面，對黨的先進性規定得更完整，更具時代精神，有利于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第二，關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毛澤東關于執政黨思想已包含著對黨的執政能力問題的探索。后來發生“左”的錯誤，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的黨建理論，已蘊含著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包含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諸多基本問題。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主要是：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斷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能力；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斷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能力；堅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斷提高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能力。這是對黨的執政經驗的全面總結，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的重大發展。

　　第三，關于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解決在中國建設具有廣泛群眾性的、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毛澤東的創造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非常重視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從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到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斷對新時期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問題進行探索。江澤民在慶祝黨成立80周年的講話，集中地代表了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新認識。關于非公有制群體社會成員“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其中的優秀分子只要能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 符合黨員條件,也能加入中國共產黨等新思想，對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和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具有重要作用。這些新的思想，也是對建設什么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問題的富有創造性的探索。

　　第四，關于反腐倡廉建設。還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就開始考慮執政以后消除腐敗的問題。建國前后，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從嚴處理了共和國第一宗大腐敗案的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改革開放后，腐敗問題有如高懸的達摩克里斯神劍，需要與之不斷地堅決斗爭。鄧小平等領導人對日益蔓延的消極腐敗現象高度重視，并將“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作為向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政治交代。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不斷開展反腐敗斗爭成為抓黨的建設的重中之重。十六大以來，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努力開拓反腐敗斗爭新局面。經過30年來堅持不懈努力，反腐敗斗爭取得許多重大階段性成果，并逐漸形成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制、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權力運行監控機制等制度，對提高黨的拒腐防變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四、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的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中國共產黨成立就肩負著振興中華、強國富民的歷史使命。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執政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奮斗，說到底就是為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艱辛探索。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撥亂反正，包括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的方針政策在內。此后，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神州大地發生歷史性變化。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在前進中仍面臨著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進入新世紀，黨中央在總結新中國以來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借鑒國外發展理論有益成果，提出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很大的豐富和發展。

　　其一，對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重大發展。新中國成立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為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盡艱辛，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終于探索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發展道路，形成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科學發展觀不僅堅持和拓展了“發展是硬道理”和“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思想，而且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發展方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和諧發展道路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科學發展理念貫通起來，把堅持以人為本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一起來，賦予黨的發展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要求，深化了對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新形態。

　　其二，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發展理論的重大發展。

　　《共產黨宣言》說：在未來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江澤民紀念建黨80周年的講話重申這個觀點，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科學理念的回歸，并將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和現階段關于人的發展目標作了區分，即目前努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將來實現“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個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同時兼顧個人權益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既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又進一步明確了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每個人的發展和一切人的發展的關系、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眾的具體利益的關系，是關于人的發展理論的重要創新。

　　其三，科學發展觀實現由以社會為本的發展觀到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的轉變，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社會發展，即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人的發展則指人的知識、能力、素質等的發展。這兩者是對立的統一。一方面，社會的發展為人的發展提供環境和條件；另一方面，人是社會的細胞，社會是人的社會，沒有人的發展也就沒有社會的發展。根據《共產黨宣言》，人的發展比社會的發展更具根本意義。但是，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實際過程來看，社會的發展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犧牲人的發展來實現的。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去相當長時期也是以社會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人的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更為凸顯。這樣，發展觀由以社會為本轉變到以人為本，即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這就將以往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這個轉變是對唯物史觀的重大發展。

　　需要指出是的，在胡錦濤同志將“四個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作為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基本經驗提出時，經常有這樣的提問，為什么將發展問題同前三個問題并列提出呢？我以為，首先要明確這里講的發展不是作為哲學范疇的具有“形而上”意義的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而是同辯證唯物論的“物質”一樣是指高度抽象的客觀存在。所謂“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問題，乃經濟社會的實實在在的發展問題。它同前三個問題在同一個認識平臺上。馬克思主義問題是以什么樣的指導思想來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問題是改變中國走什么道路，黨的問題是由什么樣的政治力量來改變中國，發展問題是要中國改變成什么樣子，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提出這四個問題是相匹配的。（石仲泉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責編：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