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次國際會議上, 有人認為協商民主并沒有解決上訪的問題。例如，溫嶺以舉辦各種協商民主而著名，但是那里還是不斷有人上訪。民主協商并沒有在那里減少上訪的人數和次數。由此，有人斷言協商民主并不利于解決社會沖突問題。

　　在協商民主理論中，對協商民主在解決社會沖突問題上也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協商民主無法解決多元社會中的認同問題，無法用協商手段來解決邊界爭議問題，無法為社會沖突中的弱勢群體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相反，澳大利亞的John Dryzek強調用公共領域中的協商民主來解決國家認同問題。沙恩·奧尼爾在北愛爾蘭兩種對立的民族國家認同問題上構建了一個虛擬對話，討論了雙方在沖突辯論中所提出的理由和根據。由此他得出如何使北愛爾蘭兩個沖突的民族文化的合法權利得到保護，而不必犧牲其公民權和宗教自由。美國斯坦福大學的James Fishkin教授通過政治實驗發現協商民主有利于促進互信， 擴大共識， 從而有助于解決和控制社會沖突。

　　從經驗意義上來講，我們現在也缺乏足夠的事實來說明協商民主有利于減少上訪的次數。但是，根據一些有限的經驗觀察，我們可以提出下述觀點：民主協商并沒有減少上訪的人數和次數在于，民主協商的內容和上訪的問題可能完全不同。協商要解決的問題，比如說，鄉村的財政預算或者幾所學校的合并，并不涉及到引起上訪的土地問題。我們可以推斷，溫嶺之所以還存在著上訪問題，恰恰是在土地問題上并沒有展開真誠的民主協商，這也是上訪最多的根源。相反，在各種由民主協商所討論、 所解決的問題上，例如，在公共項目的選擇和政府的補助問題上，通過民主協商已經避免了很多上訪的事件。

　　我們可以舉一個具體的案例來追問，到底是因為民主協商的功能有限呢？還是民主協商做得不夠？2009年，有一個鎮在征用一塊土地上跟大多數農民簽了合同，約有76%的農戶簽定了同意書，另外約有23% 的人反對拆遷，拒簽同意書。恰恰就在這23% 的人當中，有一人通過競選當上了村主任。當他選上了村主任之后，他質疑前任村主任在土地拆遷問題上的態度，認為以前簽定的合同沒有效用。于是鎮領導把所有反對拆遷的人召集起來開了一天半的會，但是并沒有說服他們，他們當中不少人還到處上訪。由此，信訪局也出面來主持協調會議，最后還是沒有做通這23%民眾的意見。最后鎮政府用行政命令，出動全鎮干部，強行征用土地。

　　從這個例子來說，一些基層領導干部認為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協商的工作和討論，但還是有一部分老百姓不同意”, 這說明協商民主的有限性。在最困難的土地問題上，協商民主只會使問題更復雜，更嚴重，更難于解決。另一種看法認為, 民主協商做得還不夠。假如說，讓已經同意拆遷的人和不同意拆遷的人一起來討論，讓前者來說服后者，并且真正落實協商民主中平等、 公正、 理性的原則，協商民主就有可能說服那23%的反對者，讓大部分老百姓獲得滿意的方案。

　　按照后者的觀點，雖然民主協商不是萬能的、 不能包治百病，但是現有的民主協商功能并未徹底地發揮作用。必須注意到，目前一些鄉鎮干部是利用民意而不是尊重民意。所謂利用民意就是利用群眾來斗群眾，而不是產生真正的民意。尊重民意就是通過老百姓的自我協商來產生真正的民意，以真正的民意來引導群眾。只有在這種真正的民主精神下，也許可以減少上訪的機會和次數。

　　實驗的提議

　　我建議通過民主協商的實驗來檢驗民主協商到底是否有利于減少上訪的次數和人數。這個實驗的想法來自于我在北京郊區一個上訪村的經驗。我在那里只呆了兩個小時，收到的各種告狀書近百份。我粗略翻閱了各種上訪材料，占一半的案例純屬民事案件，各級地方民事單位都能解決，并不需要到北京來上訪。但是，相當一些人是因為在公共問題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來上訪，比如征地拆遷中不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見，或土地賠償中的不公正問題。當時我冒出了一個念頭：如果用民主協商的方法至少可以把上訪的人數減少到一半。

　　我假定，真正的協商民主有助于減少上訪的人數和次數。讓我們來比較上訪和協商民主這兩種方法。上訪往往是由于不公正所造成的，上訪者旨在通過上級的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在現有的政治環境條件下, 為了減少上訪的次數, 上級機關規定必須解決上訪問題。 為了減少上訪, 地方政府甚至采取物質利益的手段, 誘使上訪者不去北京上訪。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奇妙的政治文化： 有些人不斷通過上訪來獲得利益的最大滿足。

　　相比較，協商民主的方法并不是靠上級的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而是靠公眾的理性能力來解決問題。協商民主方法是公開的、 民主的、審議的、理性的、 科學的決策過程。 解決社會沖突問題上它是一種高明的政治藝術。第一，它把上訪者引導到溝通的平臺上去。不讓上訪者在街頭 “鬧事”，而是把他們引導到溝通的平臺上進行討論，傾訴自己的苦處和利益。第二，在溝通的平臺上把尖銳的干群關系引導為一種群眾之間利益的調整問題。征地拆遷往往涉及到官員腐敗、私吞群眾的補助金。但是，土地轉讓賠償問題還涉及到群眾之間利益的合理分配問題。許多鄉鎮目前靠拍賣土地來支撐鄉村財政。這種特殊的“土地財政”其實涉及到公共財政、公共項目、社區服務等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轉化為一種群眾之間的利益調整問題，而不應簡單地歸結為干群關系問題。第三，在處理公共利益上，協商民主把它引導為一種量化問題，一種可以討價還價的問題，一種可以增減的問題。各方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通過表訴最好的理由來爭取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