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心花怒放的一刻”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我也到了北平的新華總社。李普主持了國慶大典的采訪。我們新華社的同志參加了國慶大典。在那里我們真是心花怒放，高興極了。（沈容時任新華社記者）

　　巴金：“這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事實”

　　10月1日那天，巴金是有幸站在天安門城樓的觀禮臺上見證開國大典的少數文化代表之一。望著廣場上數不清的頭和手，他知道，中國人民“結束了過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參加開國大典的經歷，令巴金終身難忘，一年后，他追憶道：“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夜晚十點鐘以后，我從天安門回到了宿舍，聽著遠遠近近的鑼鼓聲，我興奮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筆在紙上寫著，我一直寫到深夜。我反復地寫著同樣的一句話：‘占人類總數的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百年來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義的故事！有多少犧牲掉的有為的生命，埋沒掉的卓絕的才能！還有無數說不盡寫不完的奇恥大辱啊！然而現在那一切，那一切都過去了，都像夢魘一般地過去了！是永遠不會再來的了！因為我們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這不是一句空話。這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事實！所以我們懷著快樂的、感激的心來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边@些場景在巴金的腦海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十年后當他回想起時仍然十分激動，他說，“一個幸福的時代開始了”。（巴金為現代文學家、翻譯家、出版家）

　　錢鐘書、楊絳：“我們只是舍不得祖國”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楊絳、錢鐘書和許多其他愛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臺灣，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上海易幟之前，錢鐘書曾隨教育部訪問團訪問臺灣，臺灣大學聘請他為教授，但他沒有留下。香港大學請他赴任文學院院長，他認為香港“不是學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為宜”，也沒有去。楊絳的《干校六記》的說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許多人惶惶然往國外跑，我們倆為什么有好多條路不肯走呢？思想覺悟高嗎？默存常引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覀冎皇巧岵坏米鎳?，撇不下‘伊’——也就是‘咱們’或‘我們’。盡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50年后，楊絳在接受記者的訪談時，針對“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在1949年時完全可以離開內地的，為什么留下了呢？”的問題，答道：“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能理解。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祖國?！薄昂芏嗤鈬瞬焕斫馕覀儯J為愛國是政客的口號。政客的口號和我們老百姓的愛國心是兩回事。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我們是文化人。中國的語言是我們喝奶時喝下去的，我們是怎么也不肯放棄的。”（錢鐘書、楊絳為著名學者、文學家）

　　宋云彬：對新秩序、新變化表現出了衷心的支持擁護

　　1949年春天，宋云彬應邀北上時確曾滿懷興奮與向往，對新秩序、新變化表現出了衷心的支持擁護，因此他才會寫信給老朋友柳亞子，擔心其“牢騷”會被敵對的美國或蔣介石所利用，作為攻擊中共的口實。但他并沒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對當時身歷的變化、所見所聞他都保留了個人的看法，在他沒有打算公諸于世的日記中不時地流露出內心的軌跡，書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報》推出“五四”紀念特刊，他也應約發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自嘲，“無非說些知識分子應與工農結合云云，亦八股也”。雖然他奉命成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學課本的重要編撰者，但內心卻不認同同事中有人熱衷于“人民八股”。（宋云彬為著名學者、曾任浙江省文史館館長）

　　俞平伯：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了新詩

　　1949年的俞平伯，對亦師亦友的陳寅恪的南下感到惘然。面對陳寅恪九年前給他的舊稿，他說：“陳今已南去，兵烽間重讀尤惘然也?！?949年知識分子面臨的選擇題是：走，還是不走。俞平伯選擇了留下。面對新政權，俞平伯是擁護與支持的，但在擁護與支持的背后也有疑惑與憂慮。為了適應新時代，俞平伯努力改變著自己。他參加座談會，聽周揚介紹解放區的文藝運動狀況，學習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還曾就“如何能寫出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這一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不僅如此，多年來不寫新詩的俞平伯又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了新詩《七月一日紅旗的雨》，俞平伯對新詩的重拾興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迎合新時代的文藝要求。面對新中國的新氣象，毫無疑問，俞平伯的心情是興奮而又激動的，這種心情也是當時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俞平伯為古典文學研究家、紅學家）

　　梁漱溟：希望自己做新政權的諍友

　　1949年的梁漱溟到京很晚，到京之后，面對首都解放的熱烈氣氛，他自然也很激動。但與其他知識分子相比而言，梁漱溟的表現更加理性與冷靜。這與他自己的定位有關。面對一個全新的政權，梁漱溟希望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與自由度。在保持知識分子獨立性的同時，梁漱溟希望自己做新政權的諍友。（梁漱溟為哲學家、教育家）

　　馬寅初：興奮而又忙碌

　　1949年的馬寅初是興奮而又忙碌的。他忙于參與制定《共同綱領》，忙著討論國名、國徽、國歌等各種方案，作為國內知名的經濟學家，他還忙于為穩定新中國的經濟金融秩序出謀劃策。在這段興奮與忙碌的日子里，馬寅初也偶有不愉快。一個不快的感覺就是當人們見到毛主席的時候，出于敬佩與崇拜，由衷地高喊萬歲。這讓經過民主訓練的馬寅初有些不太適應。（馬寅初為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

　　周一良：“聽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感到萬分激動”

　　清華園和平解放了。解放之初，在大禮堂演過多次解放區來的歌劇，如《赤葉河》、《血淚仇》等。表演雖然粗糙，但都是揭露封建地主的題材，對我們比較新鮮，感到富于吸引力，頗受教育。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聽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感到萬分激動。（輯自《畢竟是書生》。周一良為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