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會上各方充分發表了意見。我們知道的主要有博古的正報告，周恩來的副報告，張聞天的反報告，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還有何克全(凱豐)的發言等，可以說他們代表了參會人員的各個方面，表明了各自的立場，各種觀點產生了激烈碰撞。表面上看，這次會議充滿尖銳矛盾和沖突，爭辯激烈。但背后也有一個人心所向的大趨勢，甚至包括李德、博古也在追求的共同目標：這就是改變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出發以來，紅軍疲于奔命、被動挨打的境況。只是怎樣改變的思路和方法差異巨大。

會議民主表決，通過了四條決定：“1.毛澤東增選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起草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可以說，毛澤東進入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班子，體現了黨心軍心的最大意愿，這是遵義會議最大的民主體現。正是這一民主的結果，使遵義會議成為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重大歷史轉折。

博古同志是會議的主持人，又成為會議批評的主要對象，但他沒有在會上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從始至終主持了這個否定自己的會議

問：對會議的決定，特別是批評自己的決定，博古等領導同志是一個什么樣的態度？

張：作為黨的紀律，議事和會后執行決議，服從組織決定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要求。在會議過程中，一方面，李德、博古受到大家批評，被罷免了軍事指揮權力。特別是博古同志，他是會議的主持人，又成為會議批評的主要對象，但他沒有在會上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而是讓大家把話充分地講了出來。從始至終主持了這個否定自己的會議。后李德在回憶這次會議時說，“博古直至最后還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是他表示同意對個別戰略和戰術決策的批評，并愿意為實現遵義會議確立的路線忠誠地進行協作。”思想雖不通，但仍服從并執行了組織決定。而李德，他說：“我請求允許我在第一軍團呆一段時間，使我能夠在前線的直接實踐中更好地認識毛所大肆強調的中國內戰的特殊性。”這也是難能可貴的。說明他們雖然犯了錯誤，但他們遵守黨的紀律，堅持了民主集中制，他們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服從真理，顧全大局，服從于內心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追求。有堅強的黨性。

會后中央對犯錯誤的同志沒有過多追究個人責任，繼續給他們安排適當的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李德、博古在會上沒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評，不能完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黨就讓他們在實踐中逐步提高思想認識，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保證了全黨全軍的團結。所以說遵義會議是一次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成功的會議。這為后來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奠定了基礎，博古、李德和凱豐關鍵時刻都堅定地站在毛澤東正確意見一邊。

為什么要提出“遵義會議的延續”這個概念，在“遵義會議的延續”這個階段，又是怎樣體現民主集中精神的

問：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遵義會議的延續”這個概念，您為什么要提這樣一個概念？這與研究這段歷史有什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