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隨著對遵義會議的深入學習研究，我認為，對遵義會議不宜孤立地作為僅僅是三天(1935.1.15-17)會議的歷史事件靜止地來看，遵義會議經過了會前醞釀準備、會議轉折、會后延續完善這樣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

所謂“遵義會議的延續”，是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環境造成的。按慣例，會議決議應在會議結束前原則通過。由于遵義會議的結果完全出乎主持人預料，博古會前準備的原以為作為會議決議的所謂主報告被否決，不能作為會議的主題材料和會議決議通過。會上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的發言或主要觀點，會議通過了四條重要決定，但是未來得及形成一個系統規范的綜合性的文件作為會議決議并通過，因此，指定張聞天在會后根據會議情況另行起草遵義會議決議。關于常委分工，主要是博古因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受到大家一致批評，“三人團”被取消，其總書記職務已不可能繼續做下去，應該調整；毛澤東新進常委會，也需要明確具體工作職責。但由于戰事緊張，這些工作都未能及時進行，部隊于1月19日一早又匆匆離開遵義北上。可見遵義會議的工作并未結束而是需要延續。后來的扎西會議和茍壩會議上，才解決了這些問題。

問：可否具體談談？

張：以茍壩會議為例。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選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上的幫助者”，但這個“軍事上的幫助者”不是職務，具體工作也未明確。3月5日，紅軍第二次攻占遵義撤離前夕，為了加強軍事指揮力度，中央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但眾所周知，在3月11日的茍壩會議上，政治局召開軍事會議，圍繞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發生了重大分歧。唯一堅持反對攻打打鼓新場的毛澤東，情急之中說，你們堅持要打，我這個前敵政委就不當了。表決結果，大家還是堅持要打。意味著毛澤東任職僅7天的前敵政委的職務也被表決掉了。由于事關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當天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沿著鄉間田野小道來到周恩來的駐地“長五間”，再次陳說利害。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沒有按白天的決議發出作戰指令，而是次日(12日)早上再次召集會議，陳說原由，兩人一起說服大家放棄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作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周恩來在其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經過這次曲折反復，毛澤東提議建立一個精干的領導核心，及時全權處理重大軍事行動，以免動輒召集人數眾多的政治局會議，貽誤軍機。這一建議被采納，遂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至此，遵義會議提出的起草并通過會議決議、常委分工，以及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得以進一步明確，遵義會議通過的四條決定有了完整的落實，從而給遵義會議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遵義會議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勝利，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勝利。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遵義會議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問：最后請您概括地談一下堅持民主集中制對于我們黨和紅軍生存、發展、壯大的重要意義。

張：通過研究可以看到，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專制作風，使黨和紅軍蒙受了巨大損失，這是背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惡果，同時也是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結果。而從通道會議到遵義會議，博古是黨的總負責人，如果不是因為實行民主，注意傾聽各種意見，通道會議以來毛澤東的意見難以被采納，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難以以多數當選政治局常委；而茍壩會議時，周恩來是“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如果不是周恩來認真聽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及時改變成見，停止發出攻擊打鼓新場命令，后果也是難以預料的。這說明只有堅持發揚民主，讓人說話，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事物發展最終會回到正確道路上來。可以說，遵義會議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勝利，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勝利，更是全黨全軍的勝利。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遵義會議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本報記者 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