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至“文革”時期“摧枯拉朽”式的司法革命以破壞法制、實行人治為基本特征。這一時期，完全混淆了司法與行政的界限、政治與法律的界限。憲法上明文規(guī)定的民主和法制原則遭到了批判；錯誤地把黨的領導同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對立起來，檢察機關實行上下級領導和法律監(jiān)督被說成是“以法抗黨”，“反對黨的領導”；認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抹殺法律的階級性”，“同反革命講平等”；認為“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就是“不要黨的政策”，“搞法律孤立主義”；認為強調(diào)依法辦事，是“法律至上”的資產(chǎn)階級觀點；把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說成是“替壞人說話，敵我不分”等等。這就從思想上、理論上和制度上搞亂了和破壞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并且在是非顛倒和莫須有的罪名下，將“司法”作為打擊異己的工具。所謂“群眾專政”，更是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這一時期的“司法革命”，給黨和國家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在我國司法制度發(fā)展史上留下了慘痛的歷史教訓。

正是基于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黨中央在“文革”結束之后，大力恢復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重建被破壞了的司法傳統(tǒng)和司法制度，以保障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司法得以重建和發(fā)展，具體制度的調(diào)整逐步啟動，在機構設置、職能擴增、審判方式、法院管理、權利保護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和經(jīng)驗。在此過程中，“司法改革”逐漸成為一個顯性話題。

在現(xiàn)階段，司法改革成為中國社會的顯性話題，其中的原因可從兩個角度來加以認識。從直觀的角度看，之所以需要進行司法改革，是因為司法現(xiàn)狀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司法機關得到了恢復和加強，司法制度逐步走向完備。司法機關在處理各種社會糾紛、對受害的公民提供法律救濟、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司法活動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也顯得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現(xiàn)象日趨嚴重，如司法地方保護主義呈蔓延之勢，民事、經(jīng)濟裁判“執(zhí)行難”；刑事司法中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法院處理行政案件過程中，難以擺脫行政機關的干擾和影響；某些司法人員辦關系案、人情案等等。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現(xiàn)象的存在，暴露了中國司法體制、司法制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需要通過司法改革加以解決。這是司法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