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

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突出的社會風險就是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這些群體主要包括農業勞動者、產業工人、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者等。據估算，當前全國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約占全部居民的80％多。〔19〕他們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生活狀況不容樂觀；政治上話語權越來越少，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的渠道有限，對社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小；他們的政治文化素質普遍不高，民主權利意識較為缺乏。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意味著三大嚴重后果：削弱黨和政府執政的社會基礎，增加政治風險；大多數社會成員不能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削弱經濟發展的拉動力。根據“短板效應〔20〕”理論，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否并不取決于經濟發展的增長速度和社會財富總量增加的狀況，而是最終取決于社會底層群體的風險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狀況。這些群體對經濟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為敏感脆弱，容易產生消極、失望等不滿情緒，一旦受到特定情景、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爆發較大的社會危機。

2．中間階層發育緩慢

在社會沖突理論中，中間階層是最穩定的社會力量，是社會的緩沖帶。首先，當中間階層成為社會主體，可以緩解社會高層與低層之間的沖突；其次，中間階層代表社會溫和的意識形態，極端的、激進的思想和沖突論就很難有市場；再次，中間階層也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群體，它能夠保證社會龐大穩定的消費市場。〔21〕社會中間階層的比例越高，社會也就越穩定。但從現階段中國的實際來看，這一階層主要包括經理層、專業技術人員層及私營企業主層等群體，所占比例還很小，規模大約占就業人口的15％，今后每年將以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22〕而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則高達80％左右。對于中間階層穩定社會的作用，亨廷頓曾有過形象的比喻，“中間階級與穩定的關系，頗似富裕與穩定的關系一樣，一支龐大的中間階級猶如普遍富裕一樣，是政治上的一支節制力量。”〔23〕可見，中間階層發育緩慢是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面臨的又一重要風險。

3．精英群體的結盟

精英群體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三大群體。具體來說，它主要包括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和私營企業主、高級專業技術人員等人群，所占比例大約為4.7％左右。〔24〕當前，精英群體利益結盟的風險已經日益凸顯，“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和“官員博士化”都是利益結盟的一些具體表象。一項調查顯示，有28.8％的私營企業主人為“爭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最為迫切。〔25〕精英群體結盟的后果之一就是降低社會的流動。改革之初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相當頻繁，“精英循環”的可能性較高。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況發生了變化。其中變化之一就是權力階層的優勢依然保持，新興的經濟精英要么來自于“再分配”時期的權力階層，要么與權力階層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聯，即出現精英的再生產。〔26〕而一旦社會成員在體制內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動，就可能尋求體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來達致目的。正如亨廷頓所言，“由于缺少流動機會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會挫折同政治不穩定之間便產生了聯系。”〔27〕精英群體結盟的另一嚴重后果，就是導致壟斷利益和以權謀私利益的出現，并形成對社會資源和機會的壟斷。這些會直接損害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利益，容易產生“相對剝奪感”，引發廣泛的公憤，造成極大的社會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