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源之二：階層結構

現階段中國社會風險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社會階層結構。一個公正的社會結構至少具有兩個明顯特征：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平等進入；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互惠互利。〔46〕對于前者，就是指暢通的社會流動，保持精英的循環；對于后者，就是確保每個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社會階層結構具有基礎性、深層性的特征，它的發育健康與否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精英階層和龐大的底層社會，上層精英的社會資本可以互相交換，而下層群體則是一盤散沙，兩者之間的貧富差距逐漸被拉大，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型”，社會張力加大，十分脆弱。〔47〕這就容易造成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缺乏互惠互利，出現上層精英的結盟和底層群體的弱勢化、邊緣化的風險，由此潛伏著社會沖突的隱患。特別是在“分類控制”的國家與社會的基本關系下，上層精英不會對現有的權力結構進行挑戰，社會穩定的關鍵在于底層大眾。〔48〕

（二）風險高發性

現階段中國的社會風險還有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社會風險的大量存在，導致社會風險演化成社會危機的比例高。這給我國社會的安全與穩定造成了嚴重的威脅。據有關部門統計，1993年中國發生社會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勢頭。〔49〕再以信訪為例，信訪量日益增多，僅全國民政部門，2007年為81萬人次，2008年升至90萬人次。〔50〕究其原因，既有我國社會規模龐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數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風險分攤難度；也有社會風險種類多、數量大的因素，大量的社會風險存在意味著更多的爆發可能性；還有雙重社會轉型的時空壓縮效應，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各個時期的社會問題都同時出現，如經濟畸形發展、技術片面發展、貧富差距拉大、環境身體的破壞和社會結構的畸形化等，這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會危機的多發性。

（三）風險并發性

現階段中國面臨的各種社會風險之間互相影響，密切相關，潛藏著巨大的并發危險性，如若處理不當，某種社會風險一旦惡化就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其它社會風險的全面爆發，形成沖擊波，轉化為大規模的社會危機，從而危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甚至會使國家的發展出現方向性轉變，對整個國家的前途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我國社會風險的并發性來自于國際風險與國內風險，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文化風險和社會風險等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更重要的是，對于中國社會而言，社會結構層面的風險更具有連帶和并發性，可能會造成整體社會的轉型風險，對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影響最為嚴重。具體而言，制度性風險、階層性風險和文化心理性風險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加重。如制度性風險帶來貧富分化差距，造成社會階層的分化，由此也引發公眾的不滿、社會階層的對立與隔閡等。“牽一發而動全身”，這種并發性使得社會風險從總體上更加復雜，原本屬于個案化的社會風險有時候就會演變成整體化的社會危機，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的沖擊。（如圖1所示）近年來，我國頻頻出現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就是多重社會風險共同演化爆發的結果，究其原因，既有制度不公和缺失的因素，又有貧富差距的因素，還有社會階層對立的因素等。以安徽池州事件為例，一起普通的人車碰撞事件，既無嚴重的身體傷害，也無嚴重的經濟損失，卻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群體性暴力事件。可見，對社會各個層面風險的化解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