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黨執政整六十年之際，中共中央召開了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意義極為深遠。六十年前，在新中國即將建立前夕，中共中央從西柏坡出發，經河北唐縣、保定、涿州抵達北京，毛澤東把此比作“進京趕考”，將中國共產黨定位成一個剛剛走出去趕考的學子，讓時間和人民檢驗黨的執政理念和能力。考試的主題就是著名的“窯洞對話”，即我們黨通過“民主”的法寶打破“王朝輪回的周期律”，實現長期執政。六十年后，面對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的中國，再談黨的建設、黨的民主，黨如何“通過考試”再次向人民交出滿意答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此次四中全會正是黨為了適應中國經濟社會未來發展的需要，對黨在未來中國改革發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三個方面新的要求。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建黨88年的歷史經驗表明，我們黨的革命與建設的成績和勝利、黨的正確決策都是建立在完善黨的自身建設的基礎上，而黨的自身建設之所以取得成就，關鍵是我們很好地落實了黨內民主制度，實現了正常的黨內民主生活制度和普通黨員的基本的民主權利，凝聚了黨心和民心，營造了黨員和群眾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十五大以來，我們黨明確提出黨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決定著中國未來的前途和發展方向。我們黨已經清醒的認識到并提出，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黨面臨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

所以此次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黨的領導，是制定政治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以維護和鞏固政權；是科學判斷形勢、領導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是協調社會矛盾、應對社會復雜局面，實際上都通過大政方針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各級黨組織工作等方面來實現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黨不但是政策的制定者、理念的發揮和發揚者，也是具體的操作和實踐者。要適應新形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黨就必須將標本示范意義、模范帶頭作用完全發揮出來，必須繼續發揚民主的作風、艱苦奮斗的作風和甘愿奉獻的精神，徹底清除黨內一些領導干部滋生的貪圖享受、特權腐敗等讓人民群眾心寒的行為，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才能讓人民滿意，才能讓共和國長治久安，也才能維護我們黨長期的執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