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種“低俗化”傾向，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創作者是迫于出版難和市場需求的壓力，不得不迎合一些讀者和觀眾的好奇心理和低級趣味，是“趨同大眾趣味”的結果。這種看法貌似有理，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我不否認觀眾和讀者中文化程度和審美趣味的參差不齊，也確有一些讀者和觀眾是為了獵奇與滿足于感官刺激，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的讀者和觀眾還是向往真善美而厭惡假惡丑的。所以，不能以偏賅全，不能把“大眾”中的少數人籠統地視為“大眾”，這些少數人的低級趣味也不能籠統地稱之為“大眾趣味”。一般的受眾即“大眾”，他們或許不能用理性的語言來表述自己的這種審美期待和向往，但他們的直覺卻能分辨出作品的高低優劣。比如《闖關東》《我的兄弟叫順溜》《激情燃燒的歲月》《潛伏》等，以及上世紀80年代熱播的《渴望》《四世同堂》等電視連續劇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就很能說明大眾是具有審美分辨力的。相反，現在許多觀眾和讀者對那些“床上戲”、故意搞笑的噱頭和沒有精神內涵的赤裸裸的性描寫，則是非常反感的。所以，千萬不能低估多數讀者和觀眾的直觀審美能力，因此不能把造成這種“低俗化”的原因強加給一般的大眾。大眾化與低俗化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大眾趣味”也不能籠統地說就是“低級趣味”。

那么，誰應該對這種“低俗化”傾向負責呢？我認為，首先是創作者，即作家、藝術家和編導；其次是批評家和一些媒體。為什么這樣說呢？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低俗化”作品，正是少數作家、藝術家和編導所為。倘若創作者不去創作這些“低俗化”的作品，那么，所謂“低俗化”傾向又何來之有？即便是由于各種因素不得已而為之，作為創作者也難辭其咎。就像出于無奈而殺了人，但不能因為這“無奈”就逃脫殺人的罪名和法律的懲罰是一樣的道理。而一些批評家和媒體，由于批評標準的混亂和商業利益的驅動，對于一些低俗化的作品則大肆進行吹捧和宣傳，客觀上起到了助紂為虐、推波助瀾的作用。

事實上，我還不曾聽說哪個文藝主管部門或個人鼓勵作家藝術家創作低俗化的作品，相反，從中央到各個省市的文藝主管單位和領導，都在“倡導”培養尖子人才，鼓勵作家藝術家多出精品力作，即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個口號，叫做“人才抓尖子，作品抓拳頭”。大概也沒有不想寫出好作品的作家藝術家，而平庸、低俗之作的泛濫，我認為：不是這些作家不想寫出好作品，而是不具備寫出達到“審美至高境界”的好作品的能力和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