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見到這首傳抄詞的時間大約在1976年清明節前后，標明詞作的時間是“1974年12月26日”，題目是“給總理”。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上流傳的其他多首“毛主席詩詞”不同的是，這首詞的真正作者，至今仍無從知曉。

從該詞的形式上看，它或許稱不上是一首“規范”作品；而從該詞的內容上看，它卻相當準確且出人意料地揭示了處于晚年最后時光的毛澤東的真實心態（包括“文革”情結）。應該說，該詞作者即便不是毛澤東本人，也不應是遠離政治高層的人；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位作者所冒的巨大政治風險是不言而喻的。

對于該詞的真實作者及其創作背景等情況的考證，應屬于本文以外的論題。這里，筆者僅就與此關聯的毛澤東晚年的“文革”情結，談一點個人看法。晚年的毛澤東，曾多次談到自己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一、創建了新中國；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曾不解地問他：“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兩件？”毛澤東回答：“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

筆者以為，毛澤東這里提到的第二件大事——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說法。如前所述，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領導的27年里，他念念不忘、所思所患的頭等大事，就是如何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防止它得而復失。“文化大革命”，是他為鞏固政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當中，被他認為是最具代表性和“行之有效”的一種方式。毛澤東認為：建國以來雖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只有用“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也就是他將“文化大革命”作為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主要緣由。

實際上，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都在強調這個問題。

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袒露心跡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要是按照他們（指毛澤東誤認為搞“修正主義”的領導人）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又提出：“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