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崇尚“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他非常重視人民監督，擴大群眾參與，注重公開揭露問題。他提出，擴大群眾參與反腐敗斗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就是公開批評。他認為，公開批評比私下批評更有力量，更有利于執政黨保持自身肌體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指出：“我們的黨已經領導著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很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為此中央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了確保這種公開批評不受壓制并取得成效，還明確規定，“凡在報紙刊物上公布的批評，都由報紙刊物的記者和編輯負獨立的責任?！边@一決定還指出：“只要報紙刊物確認這種批評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評者的同意，仍然應當負責加以發表?！薄芭u在報紙刊物發表后，如完全屬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聲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錯誤的結果。如有部分失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作出實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評的正確部分。如被批評者拒絕表示態度，或對批評者加以打擊，即應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予以處理。上述情事觸犯行政紀律和法律的部分，應有國家監察機關司法機關予以處理?！?這一決定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產生了熱烈的反響，在報刊上進行公開批評蔚然成風。在劉青山、張子善因巨額貪污被處決的一個月前，一些黨員群眾就投書《人民日報》，批評河北省委、省政府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他們質問道：“劉、張小集團進行貪污行賄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斷有過檢舉、報告……河北省委為什么長期沒有發現這件事情？”“像他們這樣大規模地貪污、盜竊國家財物，在天津專區鬧得風聲很大，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長期沒有發覺？” 在黨內外的公開批評下，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馬國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楊秀峰分別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報》上作了公開檢討。1952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河北省委書記的妻子弓彤軒對自己接受劉青山、張子善禮物的錯誤的檢討。因檢討不徹底，中共保定市委辦公室李春、谷雨投書《人民日報》，要求“弓彤軒應重新作檢討”。1952年2月6日《人民日報》為這封來信加編者按予以支持。當時，這種公開批評雖然涉及高級別領導干部，但黨內外并沒有感到有什么特別和不妥之處，也沒有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負面影響，相反，倒給廣大干部群眾一種振奮、一股力量，使廣大人民群眾更加信任黨，擁護黨的領導。鑒于這種實踐效果，毛澤東在1953年進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睆拿珴蓶|倡導公開批評的實踐中，能夠深刻感受到，公開批評顯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黨的強大生命力和自信與睿智——一種更重要的力量。

毛澤東是講政治的大師，總是把重大社會問題提到政治高度來認識。他的名言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基本思路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綱舉目張”。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都清楚地記得，毛澤東主政時期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如三反、五反、新三反、新五反、反五風、整黨、整風、整社、反右傾、四清等，幾乎不給人以喘息的機會。運動一來，先是學習教育，繼之是個人對照檢查和檢討，領導和群眾對當事人“幫助”，一遍遍地在領導和群眾面前檢查、“過關”，到“運動后期”再進行組織處理。問題嚴重的扣上“政治帽子”，再嚴重的投入監獄；較輕的記錄在檔案，“限制提拔使用”。在這樣一種政治高壓之下，哪一個黨員干部沒有受到過批評乃至批判？誰沒有做過檢查或檢討？總之，誰都得“夾著尾巴做人”，不可輕舉妄動，不能恣意妄為。這種政治高壓，一方面，造成黨內和人民群眾關系緊張，人們不能彼此交流真實思想，而是互相防備，生怕被抓住“小辮子”，不可能形成暢所欲言、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確謹慎了，謹言慎行，謹慎用權，在客觀上起到了監督和制約權力的作用，使更多的干部不能濫用權力，有效地預防了腐敗現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