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學者谷應泰（1620-1690）的《明史紀事本末》有這樣兩條記載。

一條是說鄭和等人“蹤跡建文帝”的，稱：“（永樂）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時胡濙、鄭和數往來云、貴間，蹤跡建文帝。帝東行，三月，至善慶里，五月，復至襄陽。廖平家已徙蜀，帝還滇。”

一條說建文帝與“密訪帝”的工部尚書相遇的，稱：“（永樂）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白龍）庵。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今越南北）密訪帝，震忽與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于驛亭中。”

人們不妨比較一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之所述，與查繼佐《罪惟錄》之所述，哪一種更符合邏輯。鄭和原系朱棣之親信，他與建文帝并無直接聯系，在朱棣與朱允炆之間，他的傾向是不言而喻的。建文帝再傻，也不會策動他去舉兵造反。嚴震與鄭和就不同了，他與建文帝有舊，卻負有“密訪建文帝”的使命。舊主情難了，新君命難違，在此“兩難”之中，嚴尚書只能以“夜縊于驛亭中”自處。

在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對于建文帝漏夜出走之后，歷經朱棣及其之后的仁宗、宣宗、英宗幾代近四十年的經歷，都有粗略的介紹，也說到建文帝的最后歸宿——這是明英宗正統五年的事，而且與一位假冒建文帝的老僧有關。假的建文帝受到處罰，真的建文帝卻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云南焚庵，散其徒。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如此結局，當然也與“最終出亡福建寧德”大相徑庭。

大凡新說之“立”，總會包含著對于舊說之“破”。明史專家“立”得理由很不充分，對于舊說之“破”，也“破”得難以令人信服。至少，從現有的報道看，他們只字未提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成書于《明史稿》、《明史》之前，藉張岱《石匱書》與談遷《國榷》，博采私家野史，頗為時人所重。初刻于康熙五十年的《綱鑒易知錄》，在國內外的影響極大，其中關于包括建文帝的下落在內的明史部分，采用的便是此書提供的史料。斷言“最終出亡福建寧德”的明史專家倘若不知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有此記載，似乎說不過去。

（作者單位：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