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打牌時，兒孫有時也來“湊熱鬧”，氣氛非常熱烈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復出，但我們沒敢和他聯系。“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叫我們交代陰謀，說我們不是打撲克，我們是“裴多菲俱樂部”。我們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狀。當時曾在養蜂夾道俱樂部旁觀我們打牌的領導，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關的專案組都找我談過話，問我在養蜂夾道商量過什么“陰謀”，我說就是打牌，沒說過別的事。專案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說我不老實。

后來我們開玩笑說，俱樂部的主任是萬里，鄧小平是名譽主任。鄧小平當時也沒找我們，估計那個時候他也沒找過其他人打牌，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他的罪狀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樂部”這一條。

粉碎“四人幫”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有一次，我跟王漢斌商議覺得，小平同志這次出來我們應該去看看他，我們又跟丁關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給張寶忠打了電話，說我們想去看看老爺子。

很快，張寶忠就通知我們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們握握手，叫我們大王、二王，挺高興的，說了幾句話后就開始打牌。從此就又持續下來，每個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雖然年紀大了，但精力還是很充沛，頭腦清醒，打起牌來仍然很有興致。

打牌的時間一般還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開始的時間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點，星期日是下午3點，結束的時間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點，一般是到凌晨1點，稍微早一點結束，也得過了12點。

再往后到上世紀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體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點就結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話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時，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話題時，他往往會笑，表情非常豐富。

后來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鄧楠有時候在他耳邊幫他喊一喊，鄧樸方有時候也看一看。鄧楠在這邊，鄧樸方在那邊，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錯了，或者討論牌的時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鄧樸方在旁邊經常“煽風點火”。小平同志的孫子、孫女還時不時過來親他一下。氣氛非常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