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論”，即認為所謂“中國奇跡”不過是一個媒體渲染出來的神話。代表性言論當推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在出版于2002年5月的《關于中國與世界的五大神話》，他在該報告中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并非前所未有，以亞太地區的標準而言也不見得特別突出。”在1970—2000年間，中國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例由1%上升到4%，而GDP的比例從2%增至3.5%，但是，日本和亞洲其他有關國家，在30年的高增長期中，對應的貿易比例都由2%升到8%左右，而日本的GDP更是由2%升至10%。還有論者通過考察新興國家的崛起之路后認為，中國并未打破正常的經濟增長方式——廉價的勞動力、適當的經濟政策、良好的外部環境、穩定的國內形勢以及追求財富的國民心態等等——中國創造奇跡的方式，在日本和東南亞諸國也同樣創造了奇跡，在更早的荷蘭、英國與美國似乎皆是如此。這種把近代以來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看作是遵循同一模式，尤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深厚歷史積淀和13億人口的大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創造性和獨特性，缺乏應有的認識，無疑是對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的否定。

“責任論”，即認為中國作為西方大國的利益攸關方，必須承擔和發揮相應的責任。2005年9月21日，美國前副國務卿、現任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在中美關系全國委員會作了題為《中國向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的演講，明確提出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的論斷。2007年3月5日，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史教授丹尼·弗格森在《洛杉磯時報》上發表《買下中美國》的文章首次提出“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2008年夏季出版的《外交》雜志發表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的《平等的伙伴關系》一文，首次提出“G2”概念。這些概念提出后反響強烈，原因之一在于它們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依存關系，但同時也應看到在其背后隱含的美國對華戰略的轉變。

“替代論”，即認為隨著以“華盛頓共識”為主導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注重獨立、創新和漸進改革的中國發展道路將成為新的普世話語。代表性觀點是“北京共識”。“北京共識”是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2004年5月在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網站發表的題為《北京共識》一文率先提出的。雷默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中國家效仿的榜樣，“北京共識”將取代人們已廣泛不信任的“華盛頓共識”。客觀地看，盡管“北京共識”的提出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成功經驗和發展道路的高度認可，但至于說“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則既不是我們的初衷，也不應是追求的目標。

“階段論”，即認為中國模式具有“轉軌國家”的普遍特點，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主流世界，所謂的中國模式也就消亡了。有國際輿論針對中國汶川抗震救災、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以及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的表現認為，這并非中國現行社會制度優越于西方的充分依據，而是說明沿襲于計劃體制的政治運作方式，本質上是一種應對危機環境的模式，長期看，中國具有的“制度優勢”很可能是一種劣勢。還有外國輿論認為，從世界范圍看，中國的發展成績驚人，但問題也不少，與發達國家比較，中國只是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已。不難看出，“階段論”的實質是把“現代化”看作“西方化”，把全球化和世界歷史的發展看作均質運動，而非不同歷史主體的多元互動，這顯然是有違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