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叛亂：1774年王倫起義》，[美]韓書瑞著，劉平、唐雁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19.00元

西方學者對于中國農民起義或者說農民叛亂的解釋理論，可以概括為三種：以馬立博(Rebert　Marks)為代表的階級斗爭論、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為代表的地方生態論，以及韓書瑞(Susan　Naquin)為代表的千禧年運動論。其中，韓氏的理論與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J.Hobsbawm)在南歐農村運動研究中抽象出來的“千年王國理論”有關。韓書瑞借鑒了霍氏的思路，用以分析中國的農民起義，她認為千禧年運動是宗教秘密組織吸引農民的主要資源，農民在千禧年末劫觀念的驅動下參與起義。在1976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國千禧年叛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以及1981年出版的《山東叛亂：1774年王倫起義》中，韓書瑞一直揭橥千禧年運動理論之大旗來解釋中國農民起義。不過，美國學者李丹(Dannial　Little)在頗有影響力的《理解農民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中認為，八卦教起義即使在韓氏的敘述中，也不具有千禧年運動的性質，因為起義者大多是非白蓮教成員的農村民眾，起碼有10萬人參加，但白蓮教信徒只有一兩千人。相形之下，王倫起義更具有千禧年運動的特征：整個起義隊伍1000－4000人基本上由教徒構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山東叛亂》對于闡明韓書瑞的千禧年運動理論更具典型性。

《山東叛亂》結構簡單，實際上只有王倫起義的“準備”和“叛亂”兩部分（第三部分只是前兩部分的一個綜論）。韓書瑞認為，在18世紀中期，山東西北部在整體上經歷了緩慢的經濟增長，運河的經濟與權力結構占據了主導地位，地方紳士缺乏介入政府、主導鄉村社會的能力。這些為白蓮教教派和民眾運動的非傳統利益的有組織表達提供了空間。王倫出身富農，并不貧困，傳教主要不是為了貪財，其教派是在個人與宇宙秩序之間直接進行協調的民間組織，成員多是流動的農民，并非都是處于貧窮的邊緣人。鑒于此，韓氏更愿意把王倫起義視為如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假設的那樣，是一些個體企圖創造和追求集體利益和目標的行動。韓氏還認為，農民生活不夠穩定，對饑餓、疾病和肉體傷害充滿恐懼，而教派則為農民提供了一整套新的交往關系和一個補充性的社會組織，這增強了他們面對更加流動、更加商業化社會時的安全感，這也使得教派能夠傳播開來并形成一個核心層聯系較緊密的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