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留學德國期間，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費資助，但因時局動蕩，資助難有保障，生活著實困苦。陳寅恪三女兒陳美延回憶：“經濟來源斷絕，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

當時留學國外，很多人專為學術而學術，對碩士、博士學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歐洲7年求學，回國時只留下幾本筆記。陳寅恪國外留學多年也是未拿半個學位，為讀書而讀書不用學位裝點門面欺世盜名，直至現在仍是美談。

教授

“教授的教授”在戰爭中顛沛流離

1925年秋，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國的陳寅恪告別長達16年的海外游學生涯，抵達清華園，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四大導師”的最后一位。時年陳寅恪僅37歲。但僅一年后，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陳寅恪教授作為他的同事與好友撰寫了碑銘，是為學術史上不朽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碑文抒發思想自由之真諦，“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為學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過，隨著王國維跳湖自盡，梁啟超隨后病逝，趙元任準備出國講學，清華國學研究院唯剩陳寅恪苦苦支撐。1929年7月，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宣布解散，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憶。

國學研究院解散后，陳寅恪轉而為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兩系合聘教授。他講課時不僅本校學生和外校學生來旁聽，就是清華本校教授朱自清、吳宓與劉文典等也常來旁聽，“教授的教授”自此流傳。

這幾年，陳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難得的幾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的淪陷，讓事業家庭兩順的陳寅恪開始顛沛流離的轉徙生活。陳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長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從北京出發，幾經輾轉，來到昆明，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臨時合作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授課。

1939年春，牛津大學擬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并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鬧病，便于暑假離開昆明經河內到香港，準備全家赴英倫，但因旅費難以籌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遺憾未能成行。

此后，陳寅恪在廣西大學授課期間，曾冒被轟炸的危險經湖南衡陽到粵北石坪，在遷至該地的中山大學講學數日。他應該不會想到，這只是自己與這所大學緣分的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