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鴉片戰爭后，近代閩南的中心城市廈門成為最早開埠的通商口岸。伴隨著鴉片戰爭而來的社會轉軌，新興口岸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首先發生深刻的變化。處在傳統文化的邊緣與新興口岸文化城市之中的閩南，開埠后開始出現一個特殊的新士紳群體，包括一些脫離傳統科舉道路而轉入新式商業和文化事業的讀書人，他們在近代閩南社會轉軌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晚清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遷。這種變遷首先從口岸城市開始，近代閩南的中心城市廈門，是在屈辱的《南京條約》中最早被迫開放的５個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口岸城市新文化的最有意義的特點之一，便是它相對游離于古老內陸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１］閩南正是處在傳統文化的邊緣與新興口岸文化城市之中，伴隨著鴉片戰爭而來的社會轉軌，政治、經濟、文化首先發生深刻的變化。閩南重要的城市之一泉州，早在宋元時期就是舉世聞名的國際貿易中心港，雖然明中葉以后泉州港的地位開始下降，廈門港的作用不斷上升，但廈門仍然隸屬于泉州府同安縣。鴉片戰爭后，廈門辟為通商口岸，廈門與泉州的經貿仍然是一種從屬互動的關系。因此，以泉州為例，論證近代閩南士紳階層的社會流動，能夠涵蓋近代閩南社會劇變中的這一歷史現象。

兩宋時期泉州以東方大港的地位，經濟發展在全國舉足輕重，隨之而來的是文化教育的蓬勃發展，科舉盛況空前，以１４００多名的進士人數在福建省乃至全國占有一席之地。明代泉州迎來了科舉的第２個高峰期，進士與舉人人數躍居福建各府州前列。清代泉州科舉雖步入衰退時期，但舉人數與進士數仍然位居福建各州府前列，基本保持科舉強府的地位。據統計“明清兩代泉州的進士總數在全國位列第7名”。［２］伴隨泉州近千年科舉輝煌而來的，是一大批科第人物與科第家族的涌現。出現所謂的“望族”群，這一群體起家的共同道路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并支持子弟應試入仕，保持家族的特殊地位；由此形成閩南的紳士階層。在過去１０００多年中，尤其是明清兩代，士紳越來越多地主宰了中國人的生活，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轉型的晴雨表，是深入探究這一現象的重要切入點。“近代福建社會觀念更新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注重工商，講求實學。”［３］這時閩南開始出現士紳階層的社會流動，產生了特殊的新士紳群體，即一些脫離傳統科舉道路而轉入新式商業和文化事業的讀書人，這是近代閩南社會新陳代謝的重要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