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泉州士紳與紳商

在傳統的中國，士以求義為志，商以求利為本。士與商道不同不相謀，而且人們還將社會職業按尊卑上下依次排列“士農工商”，士為四民之首，商為四民之末，商人是沒有獨立社會地位的。隨著閩南近代工商業的日益繁榮，19世紀末20世紀初，閩南舊式士類滲入了工商業，不少紳士同時兼具實業家的身份。清咸豐年間兩廣總督黃宗漢之家，泉州著名的“觀口黃”家族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黃宗漢的長兄系清嘉慶年間舉人、泉州有名的鄉紳，其去世后黃宗漢為兄撰墓志，“府君之歿，家無植壟”［４］。“家無植壟”，這與人們心目中傳統士大夫衣錦還鄉后廣置田產的形象相距甚遠。泉州宋元時期就是對外貿易大港，是一座商業城市，擁有土地的地主也往往在城鎮兼營商業。五口通商后，商品化程度更高，閩南得風氣之先的士紳階層更是把投資的方向轉向比地租收入更高的工商業。到19世紀末，隨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學堂在城市出現，無論是接受新式教育還是謀求新的發展空間，士紳們都不得不往城市遷移。知識精英的城居化成為一個不可扭轉的趨勢，他們也必然把投資的地域由農村轉向城市，形式為家族式經營，或與他人合資經營開店鋪、開典當、置房產甚至創辦新式企業。因此從“家無壟植”傳達的信息應該是：1、晚清以后，閩南士紳階層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識精英，逐漸與農村發生了文化、心理乃至關系上的疏離。在城市發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對宗族和家鄉的認同感日益淡泊，對村莊事務不再關心。他們對財富的追求已經由“田連阡陌”轉為房屋櫛比或商號相望。2、衡量士紳財富的標準己經不是田地的多少，所以“家無壟植”并不是貧窮的象征。“黃家在泉州元妙觀口一帶擁有十多座三間張四落有護龍的大廈，還有書齋別墅開淵海、梅石山房、靜妙軒等由觀口、后巷擴展到敷仁巷、鎮撫巷，連在一起，顯示著世家大族的派頭。但這些是作為住宅用的，還不是經濟收入來源，收入來源之一是廣置店屋出租，有個老泥水匠蔡金司，雖不是黃家的專用建筑工人，而他父子兩代數十年間，主要是為黃家修繕店屋。”［５］由此可見黃家的財富絕非一般。

與黃宗漢家族大約同一時期的晚清泉州鄉紳望族，還有四川總督蘇廷鈺家族（通政巷蘇）、翰林道臺莊俊元家族（甲第巷莊）、翰林御史陳慶鏞家族（塔后陳）、翰林京卿許邦光家族（三朝許）、御史葉題雁家族（下準葉）、提督曾玉明家族（廓池曾）、襲爵李潤堂家族（玉犀巷李）、翰林陳棨仁家族（象峰陳）、武侍衛林高飛家族（奎章巷林）、翰林張端家族（水心亭張）、翰林王式文家族（紗帽石王）、翰林李清祺家族（新坊腳李）、翰林王壽國家族（水尾樓王）、翰林龔顯曾家族（三朝龔）、翰林杜士元家族（鳳棲坑杜）、道臺王大貞家族（新府口王）、狀元吳魯家族（錢頭吳）、部郎龔顯鶴家族（舊館驛龔）、部郎王戟門家族（傅府口王）、部郎黃摶扶家族（后城黃）等。他們都不同程度的體現出近代紳士階層的轉型的某些特征，表現為紳與商的交叉滲透，形成一個既不同于傳統紳士，又不同于新興資產階級，而是兼具兩者某些特征的“中介形態”———紳商。觀口黃家族開的典當行有河市的源美，安海的勝美，南安的錦美、黃勝美，安溪的和安、和裕等。糖房（囤積、加工蔗糖）有飴美、悅津兩家，此外還有長美紙行、桓昌碗行、百和堂香店、協美金紙店、晉源布莊。黃家還在廈門有自己經營的外貿商行勝義號，以及以詩記（長房貽檀的代號）、書記（三房貽杼的代號）的名號與人合股開設聯昌號，前往香港置辦洋貨來廈銷售；錦昌號，置辦浦南等處紙貨來廈銷售。四川總督蘇廷鈺、道臺莊俊元、翰林張端等也都經營大型店鋪。清末泉州最大的商業為郊商。郊商主要從本地收購土特產品運到外地銷售，然后又從外地采購本地所需貨物，經營批發，或直接貿易或轉口貿易。泉州郊行可分為兩大類；一類以經營同種商品商人的同業行會，如布郊、米郊、碗郊等；一類以貿易同一地區商品的商人行會，如鹿郊、淡郊、申郊、寧郊、大北郊（經營東北和華北地區）、小北郊（經營申、寧、溫、福、廈等地）等。晚清泉州紳商，其經營方式以區域郊商為主，其中寧波郊的行東，如元祥觀口黃（兩廣總督黃宗漢家族）、錢頭吳（狀元吳魯家族）、通政蘇（四川總督蘇廷鈺家族）、象峰陳（翰林陳棨仁家族）等，規模最大，財力最雄厚。寧波郊商每戶都擁有載重為100擔至300擔的大帆船數艘，行駛于泉州、寧波之間。他們大宗批發南北各埠土特產，有的還把經營擴展到青島、煙臺、天津、大連、牛莊、營口等港口，交流南北特產。他們成立的寧郊會館，館址設在南門天妃宮。每年農歷三月廿三媽祖誕辰日，為該郊商聚會日，要在天妃宮演戲10多天，其時與會者多為穿花袍戴圓頂有官階有功名的紳商，白衣雖富有也無資格參加，故泉州人稱之為“五花袍郊行”。20世紀初，在清政府“新政”的影響下，士紳經商謀利，從道義上獲得了充足的合理性，因而泉州紳商的團體活動范圍更加擴大，使得傳統紳商階層介入了新的、現代化的元素。“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泉州大商家吳維純、何光愷、蔡生平、蔡鏘等發起籌組商務會。光緒三十四年成立泉州商務會，址設打錫巷考棚內，進士林翀鶴任總理，后因經費支絀，林翀鶴辭職，舉人龔顯鶴繼任”。［６］作為地方紳士名流，他們還涉足、參與倡建地方新興的近代企業，如黃宗漢侄孫黃謀烈（同治二年1863年進士，以進士授內閣中書），本著發展實業的愿望，多方籌措資金，聘請外地紡織技師，于1908年在泉州象峰巷開設“晉記織布局”，擁有織布機40多臺，招收男工數十人，專織土布，并增設晉源布店兼染房，自行漂染和銷售。后因英、日洋布在泉大量銷售等原因，晉源土布無法與其競爭而不得不停辦。1904年泉州清末進士、部郎黃摶扶聯合邑紳洪里仁、林心存、宋書實等創辦清源種茶公司，并向海外華僑及紳商各界募股集資，推舉黃摶扶任總董事，洪里仁任經理，設辦事處于清源洞，除銷售清源茶外，還販運武夷巖茶。“其品種‘宋樹’為精制高檔茶，在菲律賓‘嘉年華會’（商品展銷會），得金質獎章。清源種茶公司，借此作商業廣告，擴大外銷，因而泉州清源茶曾在東南亞各國華僑聚居地享有盛譽。”［７］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進士黃摶扶、舉人洪里仁等人發起組織農務會，并在釋仔山創辦農事試驗廠，附設氣象站，研究改進農業技術。”［８］“1913年泉州貢生謝俊英、龔顯鶴等等集資籌辦‘泉州電氣公司’，后又邀請廈門鼓浪嶼臺灣富商林爾嘉投資10萬銀元，于1916年在泉州成立泉州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在金山建成電廠，安裝一臺60千瓦煤氣發電機組。”［９］1918年由南安歸僑吳記霍出資，前清進士吳桂生、地方紳士伍叔疇創辦嘉福職業學校，附設織布機數十臺，向外聘請技師，培養紡職業技術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