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湖北沒有遇到這種情況。上海前進到一定程度了，這種矛盾很容易凸顯出來。這以后我們就制定了一個風險評估辦法，就是對重大工程和重要政策進行風險評估的辦法。

所謂風險評估，就是在我們重大政策和重大項目實施之前，對群眾可能有什么利益訴求要做評估。這些利益訴求中哪些是合法合理的，你必須要考慮進去；哪些是不合法不合有關規(guī)范，但是有他一定的合理的因素，你一定要考慮這合理的因素；哪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你要考慮怎么做工作。我感覺我們雖然出臺了一個辦法，很多同志仍然沒有把這個問題提高到足夠的高度來認識。如果我們認為當前確實是一個矛盾的凸顯期，我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就要把社會成本打進去。所謂的社會成本，就是你這個事情對群眾利益有影響，按政策這個問題應該解決。現(xiàn)在打沒打？也打進去了。打得夠不夠？是需要研究的。

問：如果一定要計算這樣的社會風險度，會不會有一些干部就干脆考慮別干了？

俞：這個社會成本，或者說是群眾利益的補償，沒打進去是錯的。打進去之后你覺得干不了，干不了就不要干。群眾利益沒有得到補償，你的工程怎么能做？做不了就不要做。這恐怕是一個我們不適應的問題吧。

第二個不適應的問題，就是依法治國的方略、憲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則，這都是中央提的，我們恐怕有認識不足的問題。最明顯是最近的所謂的“釣魚事件”或者說“倒鉤事件”。這種“釣魚”式執(zhí)法行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圍和特定的授權下才能實施的。我們在某些打擊犯罪的場合，也實施這一種辦法。但是這種辦法用在治理非法營運車輛的時候是錯誤的，這肯定是錯誤的。那么這個錯誤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某一個人突然想起來要采取這種辦法，而是我們在這種執(zhí)法中間實行的那個叫做有獎舉報的制度。這種有獎舉報的制度如果不加限制地使用，必然地會產(chǎn)生職業(yè)舉報人，利用這種有獎舉報的制度來掙錢。我們在實行這個有獎舉報制度的時候，沒有從法律的層面上，認真地加以審核，評估一下這種制度會導致什么樣的局面。沒有認真地加以審核，也沒有加以很多約束性的條件，所以導致了這種事情的發(fā)生。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法治觀念的不強。它是一種制度性的措施的錯誤，說明我和我們的同志們法治意識淡薄。

還有一條，就是對社會性的事件，或者叫做公眾事件的及時應對重視不夠。新時期的社會矛盾、公眾事件有它的特點，跟過去不同了，來得快，很集中，而且很多情況下直指政府而來。這個好處是什么呢？好處是能夠及時發(fā)現(xiàn)我們工作中的弱點。但如果應對不及時，會造成一些其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