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它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不斷發展的過程，而且整個理論發展過程都體現了對階級斗爭理論的側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像李大釗、毛澤東、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李達等人，在思想理論上推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斗爭理論，在行動上擔當了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任務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李大釗于俄國革命勝利之初他就陸續寫下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來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些宣傳中，很明顯的主要是階級斗爭的理論，列寧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線索”，“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1]，而李大釗則說，“階級競爭恰如一條金線”。另一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旗手陳獨秀，也于1915年12月同李大釗聯合創辦《每周評論》，于1920年9月發表了《談政治》一文，稱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學說。緊接著，李達、鄧中夏、毛澤東等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也陸續加入到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行列之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生根的骨干力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實踐和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的產物，從20年代末開始，毛澤東在深入思考和實踐的基礎上陸續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其中《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標志。而這些理論成果，與早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重點宣傳的階級斗爭理念是相同的，正如馬恩說，階級斗爭“是歷史的直接動力”，毛澤東則說，“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二）以經濟發展為主的理論發展階段

國內外環境迫使中國到了不得不大力發展經濟的時刻；蘇聯模式影響所引發的矛盾一觸即發，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馬克思主義者們重新思考理論指導中的不足，吸取教訓，繼續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找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新時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們充分把握、科學運用并創新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來指導中國建設，這一時期更多的把經濟發展作為實踐的重點。

第五、六、七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約10%，整個社會呈現朝氣蓬勃的景象。20世紀70、80年代，伴隨著真理標準和生產力標準的逐步確定，思想解放運動進一步展開。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了“三個有利于”和“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破除了經濟體制在“姓資姓社”的問題的思想束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完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為突出。十三大的報告中，提到要建立一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的領導體制。十四大之后，江澤民同志指出了發展是目標，發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發展的動力，而穩定則是發展和改革的社會基礎。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