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異中之同”與“同中之異”

如果說20世紀前半期人們的關注焦點是尋找中西歷史發展的“異中之同”，那么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學者則頗為留心于尋找中西歷史發展的“同中之異”。

在研究國家起源問題的時候，郭沫若等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落腳點在于說明歷史的一般規律和共通性。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說道：“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從這一落腳點出發，郭沫若等人曾經對“國情不同”論、“中國特殊”論給予嚴厲批判。

與郭沫若等前輩學者不同，現在一些學者的落腳點，則重在說明世界不同地區歷史的特殊性。河北師范大學沈長云教授是研究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問題的學者之一，他就認為中國古代國家的形式不同于古希臘、羅馬，中國早期國家產生的形成路徑也與古希臘、羅馬有別。

那么，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到底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學者們的觀點自然也不完全一致。其中比較著名的一種觀點出自德裔美國人魏特夫之口，亦即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員看來，東方專制主義的中國支持者當中，有已故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吳澤以及上海大學的謝維揚教授；而反對者，則主要有已故東北師范大學榮譽教授林志純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廖學盛研究員等人。反對者的代表性著作，是李祖德、陳豈能共同主編的1997年出版的《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

“人類歷史發展有統一的規律性，但又有豐富的多樣性。我們研究世界各國的歷史時，既要看到其共性，也要看到其特征和差異性，要異中求同，同中見異，不能削足適履、強求一律，也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南開大學資深教授王敦書的一席話代表了許多學者的共同看法。

王敦書認為，“古代世界的國家一般是由小國寡民的邦國發展為地區性的王國，然后再建立起超越自然的地理界線、統治多民族的大帝國，而不是由小國寡民的城邦直接發展為大帝國。”

記者注意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研究員的筆下，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恰好表現了王敦書所說的這個“一般”。王巍依據大量考古成果，構建出中國古代國家發展的三個階段：邦國時期—龍山時代；王國時期—夏商周；帝國時期—秦及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