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評時，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也圍繞糧食等問題作了自我檢討。

糧食部檢討說，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是3400億斤，可是征購就拿了1200億斤，占三分之一強，這是農村傷了元氣的一個重要原因。糧食部為此感到非常痛心。冶金部對一再抬高鋼鐵指標，造成9000萬人上陣全民大煉鋼鐵，從而直接導致農業減產的情況負有重要責任，他們對此作了積極而較深刻的檢討。外貿部對在全國出現饑荒的情況下，還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幾十億斤糧食的問題作了檢討。水電部對全國上了過多的大中型水庫因而擠占了大量農村勞力，影響了農業生產的問題作了檢討。

從上述幾位省部級主要領導的檢討可見，“出氣會”階段，領導同志所檢討的內容相當多地集中在糧食或與糧食直接有關的問題上。

1963年底 糧食形勢出現根本好轉

七千人大會對于繼續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調整國民經濟，有著好的促進作用。它較好地使全黨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傳統，對過去存在的問題和教訓作了較系統的總結。對如何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今后經濟建設要注意哪些問題，有了較一致的認識。特別是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缺乏民主”的局面，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所有這些，都可能對中國糧食生產的發展及糧食狀況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大會還在糧食問題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也可以說是這次大會取得成就的亮點之一。

原計劃征購150億斤糧食的打算取消了。會上，黨中央帶頭發揚民主，反復聽取地方同志的意見，體諒農民的困難，決定再把工業發展的速度調低一些，擠出工業用外匯，多進口一些糧食，以緩解地方的征購壓力。中央的這一舉動，受到各級領導干部的歡迎，也促進了中央與地方的相互認同。

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在會議講話中充分論述了糧食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討解決的措施和辦法。這也為解決糧食問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周恩來提出，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是克服當前困難的最重要的一著，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他還就全國糧食危機狀況向到會的各級干部算了細賬、交了實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勢的嚴重和中央的困難，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難的具體辦法，從而使他提出的調整措施后來能順利落實。到1963年底，糧食形勢就出現根本好轉。

總之，由于當時那個年代的特殊性，中國尚未能解決吃飯問題，所以當時召開的黨史上規模空前的七千人大會，從會議的起因到會議產生的效果，自始至終都與糧食問題緊密相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