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夕，黨面臨著既要領導解放戰爭奪取全國勝利，又要進行大規模城市接管的復雜局面和艱巨任務。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為應對復雜局面完成艱巨任務，指明了正確方向。劉少奇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在天津近一個月的工作，即是一次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重要實踐活動。長期以來由于某種歷史的原因，對于劉少奇此次在天津指導工作的講話（簡稱“天津講話”），缺乏全面研究，認為劉少奇講話重點是解決勞資關系和做民族資本家的工作。事實是，劉少奇提出了一系列指導管理建設城市的深刻思想，幫助解決接管后天津面臨的方方面面問題，而處理勞資關系和做民族資本家工作是為解決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

由于天津是一座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黑暗統治的城市，完整接管后面臨的形勢極其復雜、困難重重。在政治上，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摧毀了舊政權，怎樣建立適應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城市新體制，怎樣建立黨在城市工作機構，都需要探索。進城后，實行軍事管制，建立了軍管會領導下的接管機構，建立了市、區兩級人民政府和若干個街道辦事處，建立了公、檢、法等司法機構；在黨內建立了中共天津市委員會及工作機構和各區委員會及工作機構，那時黨的組織尚未公開。這些黨政機構都有力地保證了完整順利接管天津。但隨著接管任務的完成，這種適應接管工作的體制，不能完全適應管理建設的需要。一方面新建立的黨政機構，特別是接管部門需要調整；另一方面根據新的形勢任務，需要建立新的機構。在經濟上，接管后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狀態，生產倒退，私營工廠基本停工，大批工人失業；城鄉經濟不暢，交通阻隔，農產品上不來，工業產品下不去；財政緊張，通貨膨脹，極大地困擾著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盡快恢復發展生產成為天津的一大難題。在文化上，如何盡快肅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建立和發展體現新民主主義文化特征的城市文化，任務十分艱巨。除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面臨的問題外，同時還面臨著安定社會，穩定人心的重要問題。在思想上，不少人對黨的方針政策不了解。資本家顧慮重重，怕分廠分店、怕沒錢賺、怕工人不好管理，復工復業不積極，甚至抽轉資金。知識分子和職員觀望。而工人期望值高，提出一些過高要求。進城干部對情況不熟悉，對怎樣管理城市缺乏經驗，而且黨的基層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