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的言論當然受到德國黨和第二國際主要領袖的批判，其中，尤以考茨基的反對為烈，以至伯恩施坦將他稱做“宗教裁判官”。考茨基一方面堅持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的“崩潰論”和傳統的斗爭策略，另一方面也認為英國“是一個完全例外的國家”，“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經過災變而逐漸取得權力”［3］。考茨基且戰且退，最終還是與伯恩施坦走到了一起。至此，堅持傳統斗爭策略的“左派”隊伍在西歐越來越少，而“修正主義”的“潮流的確并沒有因此而受到打擊。它存在著，而且將繼續存在”，這是“因為學說和實踐之間因而形成矛盾，這些矛盾只有通過對前者的非正統的、不帶文字氣的檢查才能克服”［1］374。與此同時，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和以后發展起來的東方共產黨人以及西方黨少數派的“左翼”，仍在“崩潰論”的基礎上堅持著暴力革命的傳統策略。

二、是資本主義的新紀元還是社會主義在一國或數國的首先勝利？

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策略，這使第二國際和各國黨內原來的爭論更加激化。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和列寧的“最高階段論”的抗衡。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不是一種制度和一個歷史階段，而只是一個“政策”。“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物。帝國主義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力圖征服和吞并愈來愈多的農業區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4］69。因此，工業資本主義民族間發生了沖突，這些沖突引發了“軍備競賽”，“這些對立是使早就被預言的世界大戰現在成為事實的最后根源”［4］82。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對立的嚴重威脅，“任何一個有遠見的資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們大聲疾呼：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4］83。這就是說，資本家只有聯合起來，消除對立，才能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因此現在從帝國主義大國的世界大戰中也能夠產生其中最強大的國家的聯合，這一聯合將結束軍備競賽”，從而進入了“把卡特爾政策應用到對外政策上的超級帝國主義的階段”［4］84。換言之，“超帝國主義暫時可能在資本主義范圍內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紀元”［4］117-118。所以，帝國主義政策應該“被一種新的超帝國主義政策所排除”，而資本主義制度還不可能“破產”，即使在某些方面表現了“資本主義某一階段道義上的破產”，而到了“超帝國主義”時代，這種“道義上的破產趨勢就有可能暫時緩和下來”。考茨基對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支持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是做了自我批評的，但他卻把造成錯誤的原因歸之于“矛盾交織在一起”而“難于表態”。雖然“到處都犯了錯誤，但是在錯誤和放棄人們在半個世紀所爭取的一切原則之間畢竟有很大一段距離”［4］124。戰爭進行一年多以后，考茨基等中派才開始反對戰爭，要求締結和約，但他們仍反對以社會主義革命來制止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