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對人權的尊重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的權力資源。在全球化時代，公民具備了世界政治舞臺上獨立表達自己意志、維護自己權利的能力和資源，過去局限在各個國家領土疆域之內的公民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某種“世界公民”，這就迫使世界各國政府重新認識自身的定位。國家只是人民的公仆、公共權力的代理人，而不是公權的所有人。一個在內政與外交中都尊重人權的國家必定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

其次，民間外交的活力是國家戰略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社會的發展通常都會產生一個“市場失效”、“政府無能”的公共領域，在客觀上需要公民社會來填補。全球化在賦予民眾參與外交事務能力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國際公民社會的空間，如國際環境保護組織、國際人權組織、扶貧援助與發展組織、宗教和價值觀組織、文化保護與交流組織等等。在這些領域，政府的力量很難得到認可和施展，就需要交給民間組織來處理。在全球化時代，國家面臨的國際競爭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單靠政府的力量已不能滿足外交工作的需要，因此鼓勵民間力量參與外交將提升國家的戰略能力。

最后，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建立良性的伙伴關系。發揮民間外交活力的關鍵在于如何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伙伴關系。聽任社會力量自行其是、放任自流是不行的，因為公眾的行為不一定符合國家利益的需要；而試圖將社會力量完全納入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失去自主性和主動性的民間外交必然會喪失其活力。政府可以通過制度建設對民間外交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例如通過資金、智力和技能培訓的方式逐步影響和塑造社會力量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方面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建立的基金會制度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